晚清与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浙江学派”占有特殊地位，而对浙江学派学术思想进行系统论述的，当首推国学大师梁启超。《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笔下的浙江学派：以梁启超为中心的分析》论述了梁启超如何从学术地理的角度论述学塾变迁的历史，并系统梳理梁启超视野中的浙江籍国学大师的治学精神与人格风范以及在近代国学教育的地位。这种区域性研究，对于我们当下梳理区域资源，挖掘本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民国时期铁路工人群体研究：以国有铁路工人为中心（1912-1937）》坚持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吸收和借鉴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广泛搜集资料，将个体与群体结合起来，将静态的历史与动态的历史结合起来，将具体事例与历史长时段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始终把民国时期的铁路工人放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了解其行为方式，分析其生活规律，定位其社会角色，厘清其发展脉络，具体揭示其生存状态，重新展现其生活场景和历史面貌，进而了解铁路工人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特有的发展轨迹及其给近代社会带来的影响，并借此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

《制度生成与变革：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TAFE）历史研究》是作者200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撰写的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全书按照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技术与继续教育历史显性线索；另一条是教育团体隐性线索。两条线索不是平行的，而是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的。结合技术与继续教育发展的重大事件和澳大利亚政府更迭以及世界史的划分，又将全书划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1945—1971年技术与继续教育的酝酿阶段；1972—1982年技术与继续教育的创立阶段；1983—1992年技术与继续教育发展阶段；1993—2012年技术与继续教育的改革阶段。逻辑起点为1798年，终点为2012年。《制度生成与变革：澳大利亚技术与继续教育（TAFE）历史研究》这部著作对于我国研究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历史和教育制度演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东北地区古代民族政权研究》主要介绍东北古代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更替原因，政权疆域的范围及争端现象与问题，特别是历史上跨疆界政权的归属及与周边各个政权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作者结合古今中外多个国家是史料，进行了系统的，综合的研究。

《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第三届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国际）论文集》主要内容包括：卜天寿写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章辨析、论出土文献的数字化及其与古代文学的研究、汉鼓吹铙歌《朱鹭》新解——以汉代画像、造像艺术为证、北朝鲜卑帝王及宗族谱系校补、出土文献与清代《说文》研究、秦汉简牍制度的发展与儒家文献的经典化、古书书名的题写与演变刍议、2001年以来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李君碑和墨学传承、解读《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等。

《游艺：杨白民、城东女学及李叔同》的写作，以杨白民与李叔同交往史实为线索，尽可能详细地梳理、研究城东女学的始末及其成就，希望能够以此来纪念曾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和教育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杨白民先生和弘一大师李叔同。

《晚周缯书考证》是第一次向外界披露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著作，也是第一部研究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著作。《晚周缯书考证》自一九四五年在湖南省涟源县蓝田镇刊印以来，已经六十八年，存世本非常稀少。一九七二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借美国纽约Mr.Fitz Low-Beer的藏本重印此书，距离现在也有四十多年，大陆很难看到。一九八○年，为了写《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研究》，我曾到处找这本书，最后是从张政娘先生的藏书借观。想不到后来我在西雅图遇到一位叫Michael Knight的学者，他手里有一本原书，竟然慷慨大方，送给了我。作者蔡季襄先生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一位文物工作者，解放前是长沙著名的收藏家。蔡先生的藏品，有三件名气最大，一件是双蛇双鹤楚漆雕，一件是子弹库楚帛书，一件是陈家大山楚帛画，都是长沙出土的稀世珍宝。

《东北史坛巨擘金毓黻研究》主要内容共有六章。第一章，《静晤室日记》中之人生轨迹。《静晤室日记》开始于1920年，涵盖了金毓黻从34岁至74岁的人生历程。1920-1936年，是他的亦仕亦学生涯。金毓黻曾为掌管一省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然而为政并非其本志。在此期间，他组织“东北学社”，创办《东北丛刊》，整理研究东北历史文献资料，并有所著述。1931年九一八事变，金毓黻被日寇拘押并被迫就任伪职。1936年借道日本东京，转往上海，终于摆脱了日寇的羁绊。1936-1960年，是他的教学著述时期。金毓黻先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和东北大学任教，撰写出版了三部代表性学术专著：《东北通史》、《宋辽金史》和《中国史学史》。第二章，《静晤室日记》中之读书治学。金毓黻的书斋以“静晤室”命名，含有摒绝外诱，潜心治学之意。他治学的目的之一，是让时人了解东北历史，唤起其爱国热忱，激励人们收复故土。他不以古史自囿，重视史料积累，言必有据，不尚空谈，开启了中国东北史研究的严谨求实、经世致用之风。金毓黻认为以理学、文学、小学为根基，再去治史，便会“有交济其美之效”；而他关于“博”和“专”的治学理念在一生中呈现出三段式的转变痕迹。第三章，《静晤室日记》中之史学成就。金毓黻是史学史学科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中国史学史》是该学科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静晤室日记》详细地记述了《中国史学史》的撰著经过，使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史学史学科初建时期的基本情况，梳理金毓黻的学术承系。金毓黻也是东北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提出了“东北学”的学科设想和研究框架。他研究东北史的思想、目的，可以简括为忧乡爱国、经世致用；方法有分类、博考、求真。《辽海丛书》、《渤海国志长编》、《东北通史》都是关于东北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1940年以后，金毓黻逐步将治学重心转移至中国近代史领域，并在民国史、抗战史、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影响，他注重实地踏查，游历遍及名山大川；既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方法，同时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在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接受了现代考古学。他参与了渤海国遗址的发掘工作。第四章，《静晤室日记》中之师友交谊。金毓黻既受传统学者影响，也有新派学人的特点。他在日记中记载了北大方面（如黄侃、朱希祖、傅斯年、罗家伦）、东北方面（如白永贞、世仁甫、吴廷燮、卞宗孟、于省吾、金景芳）及其他方面的师友交谊。从这里人手，可以看到金毓黻的社会交往情况，弄清学者之间的师承或各学派间复杂的关系以及每一位学者的学术路向，对于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史学大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五章，《静晤室日记》中之学人评价与交往。与金毓黻同时代的很多知名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钱穆、陈寅恪、吕思勉都出现在他的日记中，金毓黻对这些学人的著述、观点及成就的评价虽为一己之见，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静晤室日记》中还附录了王观堂先生逸闻等记述，成为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宝贵资料。金毓黻与日本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的很多代表性学者，如池内宏、原田淑人、和田清、内藤湖南、稻叶岩吉、羽田亨等都有往来。一方面，金毓黻以客观心态与之交流学术，互通有无；另一方面，他也敏锐地认识到其科学研究背后的尝脔问鼎之心。他最终以无可争议的东北史地研究成就回击了日本满蒙学者的谬说。第六章，《静晤室日记》中之诗词歌赋。作为文史大家，金毓黻在文学领域也有很高的造诣，尤以诗文见长。其诗作基本都收录在《静晤室日记》中，有述志咏怀、师友赠答、咏物记游及新体诗等。通过这些诗词可以看到金毓黻的文学特色和成就，并进一步探究其学者兼文士的双重心态。

《中国传统文化论》阐述了中国的设计人先后经历了模彷和移植的痛苦过程，如何使当代中国设计能够在这场中西对话中取得应有的话语权，设计的中国方式才是这场对话的蓝本。全书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包括中国传统设计文化的性格；传统设计文化的起源；天人的对话——秦汉设计文化；开放与融合——魏晋南北朝设计文化；恢弘与壮阔——隋唐设计文化；心性的世界——两宋设计文化；集成与终结明清设计文化。

定额是中国历史上为平衡各地区发展而经常采用的一种地区保护性措施。在科举时代，学额（各府州县每科取录的生员数）、解额（各省每科取录的举人数）堪称第一等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本书以清代长三角地区为讨论范围，详细考订各府州县学定额的变化过程，并运用统计手段，分析各地学额与其中举人、中进士人数的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各地文风高下、*钱粮多寡在学额定等、分割与增减中的作用。该书还讨论了因定额制度而引起的冒籍现象及特殊时期学额的实际取进问题。本书可为研究历史上的知识群体、教育发展和科举制度等问题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