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登峰所著的《研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战国策》背景研究”，主要讨论了《战国策》文形成的原因、《战国策》材料在战国的流传，对《战国策》的作者进行了考察。下编为“《战国策》文本研究”，作者阐述了对《战国策》系年的看法、《战国策》体例上的创新，分析了《战国策》夸饰与虚构的表现手法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总结了《战国策》在女性与刺客形象刻画上的艺术成就，从叙事方式的转变探究了《战国策》的文学价值，最后提出了《战国策》文艺自觉的理念。《研究》为修订版，第一版于2003年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作者根据近十年来的研究做了大量修订，展现了《战国策》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世纪突厥、回纥的历史，是今天研究突厥语族民族必须掌握的背景材料。《资治通鉴》所载铁勒、突厥、回纥的历史，年代日月明确，前后连贯，取材广泛，记事翔实。《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作者民族学博士杨圣敏将《资治通鉴》中约600年间有关丁零、铁勒、回纥和突厥的史料按年代全部摘出，并对这部分史料进行了两方面的处理：一为校订，即参照其他史料，包括突厥文的史料，对其中错误之处予以订正，而有疑问的地方提出存疑，以利于将来的研究：二为注释，即综合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简注于史料之后，以利读者对史料的深入理解。《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是研究突厥回纥史料的著作中包容年代最长久的一部古籍整理著作，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何炳松著作集：西洋史学史》是美国史学家绍特韦尔的主要作品。绍特韦尔是美国新史学的倡导者鲁滨孙的弟子，也是新史学派的主要史学家，《何炳松著作集：西洋史学史》概述自神话时代至近代之西方史学发展脉络，犹重犹太史、希腊史、罗马史，并专门论述基督教对西方历史的影响。《何炳松著作集：西洋史学史》文字精深，见解卓越。

本期《评论》收入了有关江南社会史研究的20篇颇有学术见地的论文，这些论文围绕着江南地域文化、江南社会生态、近代江南文人生存状态、江南戏曲的社会考察等问题展开探讨。其中既有韩国学者对徽州茶叶和茶商的考察，也有国内学者通过上海震旦大学的发展进程所展开的对上海近代职业群体形成的观察。既有台湾学者对钱谦益的最新思考，也有上海学者对近代上海说书先生日常生活的的探析。

《何炳松著作集：历史研究法 历史教授法》介绍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并指出其与中国传统史法、史评、史论的差异，同时力图沟通中西学问，对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等作了充分肯定。

《何炳松著作集：通史新义》借鉴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总结并发挥司马迁、刘知几、章学诚等古代史家的传统史学理论，对史料研究的方法及通史编纂的原则重新进行思考，建立其新通史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建设有重大贡献。

《中国大历史（上下）》编著者吕思勉。《中国大历史（上下）》内容提要：《中国大历史》原名《白话本国史》，是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写给大家的历史经典读物。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长期被用作大学教材及青年“自修”读物。作品出版后不断重印再版，仅在。1933—1935年的三年间就重版四次．是20世纪发行量最大、最受欢迎的一部中国通史。在此之前有柳诒微《历代史略》出版（1902年）．但系改编自日本人那珂通世的著作。又有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与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1904年），但夏著止于惰，刘著止于西周末．均未完成。故自远古及民国之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通史”，吕氏此书为第一部．被公认为民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中国通史。本书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作者写作之年（1922年），全书共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现代史几部分来阐述，贯通三皇五帝、夏商周等各个时代，内容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专门知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民族等各个领域。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另外．本书开列的参考阅读书目，为进～步学习、研讨历史等学问指明了方向。吕思勉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他博学多识，治学规模宏达、视野开阔，特别注重社会状况的阐述。本书渗透着吕思勉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对史事评述、历史因果关系的分析．也多平实中肯，发人深思．是一部学习中国历史的公认权威版本。一书在手．中国历史全知道。

《南宋全史：社会经济与对外贸易卷（套装共2册）》为一部规模较大的全面研究南宋历史的专著，本书为其第三卷，主要研究南宋的社会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变化。南宋虽偏安江左，时间也仅一百多年，但经济上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完成了北宋以来的经济重心的南移，并形成了农商社会的雏形。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研究南宋经济的主体农业的发展，对南宋经济的恢复、人口的南移和增长、耕地的开发和利用、耕作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土地状况和租佃制度的发展等等。下卷主要研究各种非农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如矿冶造船和桥梁建造、纺织造纸和陶瓷制造、盐酒和食品加工业，以及各种技术的进步和成就、手工业的官营和民营、商品经济的繁荣和都市的发展、多元化的货币体系、交通运输和海外贸易的发展等等。《南宋全史：社会经济与对外贸易卷（套装共2册）》全面研究了南宋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确定了南宋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今人写历史，多从历史本身出发，得出其规律性，注重实证与理性，讲“普世性”。但《自由的款式》作者独辟蹊径，将文化个体性融入历史写作当中，贯通文史，将哲学的思辨与诗化的语言糅合在一起，自成一体。《自由的款式》分为“文明论语”，“江山诗话”、“国史清谈”三部分。“文明论语”部分主要是文明论，以“论语”的形式梳理世界文明史：西方文明由“分化”而演进，中国文明由“统一”而展开。从神话到史诗，从英雄到公民，视野广阔，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江山诗话”撷取《史记》的诗性特质，以诗话形式论说历史：文化中国少年老成，周公的理智、孔子的伦理贯穿始终，用思想自由与否为尺度给诗人的江山排座次。从治乱兴衰到文化中国，指点江山，一气呵成。“国史清谈”部分，不争论，只清谈，一步步重新发现近代史：清王朝卖国以维系王权，曾国藩、李鸿章之流办洋务、争海权，也只是专制制度下自由的微光。带着“流氓无产者习气”的慈禧，一步步拆了大清王朝的局。一句话，“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埋伏在文化的江山里”。

历史之所以“有用”，是历史被理解为“经验”的这一部分意义。历史可以说是人类过往所有经验的总汇。更多的经验意味着更多的有用，无数的经验就等于是智慧的宝库了。中国人对于读史这件事，实用的意味很浓厚，相信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往知来——好的想办法学习，坏的作为警诫。换句话说，在历史的领域里，中国人很凸显其“功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中国也堂而皇之称得上是最重视历史的民族之一。比方说，从《史记》以来长达二千多年毫无间断的历史系统，便是人类历史上一项非常特殊的成就，而由国家来设置史官则开始得更早，信而有征的可以上推到春秋时代（如春秋时晋国的董狐），大胆一点的推断还可能再往上溯至更早期的商周。因此，有人曾把中国人和犹太人并列为最重视历史的两个民族，即使是摇篮里的婴儿，从父母或祖父母口中听到的故事，多半是历史故事而不是什么充满甜蜜梦幻气味的所谓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