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实际出发，梳理了文献典藏、分类、校勘、辨伪、注释、考证等方面的传统，探讨了文献典藏的理念、价值论和方法论，归纳了文献分类中所蕴含的思想，发掘了文献校勘的理论和方法论，分析了疑古辨伪思想的成就、特点和方法体系。发覆释疑，见微知著，结论令人信服。作者王记录还注意研究金石学在文献考证中的作用和特点，并以阐释学的方法，分析历史文献传？的特色，阐发新见。本书中还论及数字化与古籍整理的关联，数字化对古籍整理、历史文献研究的多重影响，从而使本书透出时代的气息。

众多史家于浩如烟海的史籍典故中寻找蛛丝马迹，无数学人苦心孤诣搜集钩沉。杨均编著的《中国古代奇技淫巧》揭示了千百年来具有不传之秘的数百种绝技，例如赝古、识宝、炼金、养生、美容、测字、武功、修炼等种种绝术奇技。大至俯仰天地、神机妙算，小至安神祛病、除虱灭疥，处处深埋玄秘，个个藏匿机巧，内容广涉中国古代方术、工艺等多个门类。其内容在我们今天仍有宝贵的借鉴意义。《中国古代奇技淫巧》主要选自《梦溪笔谈》、《本草纲目》、《骨董琐记》、《锦绣万花谷》等古代典籍。

《史学要论》主要内容简介，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等。

《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套装上下卷）》主要包括《中西体用之间：晚清文化思潮述论》、《裂变与新生：民国文化思潮述论》。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1840～1949）这一百多年里，中国危机四伏、政局动荡、战乱频仍、舆论纷扰。恰恰是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根本性转型。社会形态转型了，政治体制转型了，文化思路也同时转型了。鸦片战争前那个愚昧自大、排外守旧、“严夷夏大防”、死守“道统”的古老中国，经过一百一十年的风吹雨打，居然会一变而成为高扬“新民主主义文化”旗帜的国度。《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套装上下卷）》系统梳理了这一重大的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型的来龙去脉，探讨这一过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揭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通史新义》上编分十章，专论社会史料研究法；下编共十一章，专论社会史研究方法。作者结合中国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与西方史学理论，对历史学和历史研究的概念、原理、系统、研究步骤和研究方式作出新的考察和论述，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研究考证体系，对中国现代新史学学科建设有着重大贡献。它还深入分析了历史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之异同，提出了史学研究者应持有之态度和为学之方法，阐明了通史与其他史学之关系。《通史新义》由商务印书馆2011年最新出版。

《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雅俗共赏的原创之作，是作者首次发表的第一部杂谈随笔作品集。作者以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力和极大的人文关怀激情，思考人生社会的现状，关注现实日常生活，为一些日常生活做学理上的诠释。本书史与思结合、古今有机贯通、人文气息浓厚、文字感染力极强。它在历史的大视野中解读现实问题，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给日常生活带来人文学的关怀。作者凭借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把历史文化问题大众化，引导大众读者在与现实密切联系的阅读中，理解历史人物事件，感悟现实理想人生，汲取历史上的人生智慧，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明智。

朱杰勤先生一生笔耕不辍，治学勤谨，著述等身，《朱杰勤文集》分中外关系史、华侨史、世界史、史学理论、文学艺术5卷。 本书为《史学理论》，内容包括中国古代史学史、读史为公民之修养、记王仲瞿夫妇、中国史学研究、战时历史教育问题、关于人才问题等，可供相关研究的读者阅读参考。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讨论“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这样一些大问题。《宅兹中国》一书中包含了作者的诸多思考与感悟，虽为多篇文章组合而成，但丝毫不显罗列堆砌之感，而是体系完整，一气呵成。通读全书，可以感到作者心胸之宽广，论证之细致，说理之透彻，令人由衷敬佩。

两个半世纪以来，全球的历史写作和学术研究是否经历了一个西方化的过程？基于自身的传统，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学家如何对西方的影响进行采纳或予以抵制？《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试图解答上述两个问题。这是第一本采用比较眼光和全球视角的史学史著作，不仅研究了西方的史学流变，也考察了亚洲和中东悠久的史学传统，以及从拉丁美洲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等非西方世界更地方化的史学发展。以考察18世纪末尚未受到西方影响的各种类型的历史思想和写作传统为起点，本书继而对通过贸易和帝？扩张而开始输出的西方历史观念产生的作用，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职业化历史学与“科学的”历史学在全球的兴起进行了剖析。作者提出，其间所发生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吸收”过程，而是与各地悠久的知识和文化传统相融合的过程，而且往往是出于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的考虑，例如民族主义。最后，本书转而讨论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向西方史学的“客观性”和“进步”范式提出的双重挑战，并批判性地考察了这场挑战对历史学家的信念——以忠实地展现过去为使命——将造成多大的破坏。

《黄时鉴文集（套装全3册）》包括《大漠孤烟》、《远迹心契》、《东海西海》。《大漠孤烟》介绍了我曾经说过，描写壮美境界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几乎是我治学的座右铭，并对之做过一番解说。这第一卷用“大漠孤烟”做标题，就我来说，又想添加两层意思。说起蒙古，自然会想起大漠和穹庐。我所尊敬的前辈韩儒林先生出过《穹庐集》，后学就择用大漠，广袤的草原和沙漠。蒙古史和元史，在学术上也有如大漠，多少学人感叹它的浩瀚，探究它的奥秘，向往在那里骑马驰骋，但是他们的点滴成就，往往只是孤烟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学人常是孤寂的，尤其是历史人，尤其是做蒙古史元史这类学问的人，然而，“大漠孤烟”或竟是呈现在他们心中的一种壮美。《远迹心契》介绍了义天是韩国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大觉国师。义天入宋求法是中韩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的交往，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他入宋以后，与净源法师最为投契。“相远以迹，相契以心”见于净源致义天的书信，用这八个字来表示义天和中国师友的关系是非常贴切的。而我以为，这个“心契”之说，内含一种超越既定时空的意义，它对人类文化交流的性质和内在因素给出了一个深刻的表述。故我在这里概括成“远迹心契”四字，用为本卷的正标题。《东海西海》介绍了在利玛窦绘制和刊行其世界地图的过程中，接受世界新观念的明末士人进一步阐发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当时“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已含有以下三层意思：一、中国和西方的圣人，“各以心之精神，明道淑世”，过去互不相闻，现在可以“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二、“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是“东渐西被”的基本原因，虽然中西语言文字不同，但。却“殊而能同”；三、虽然心同理同，但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又可以“各抒一精彩”，因而“断断然此是彼非”，是十分谬误的一这些认知非常值得：重视，它们是宝贵的思想资源，给人以隽永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