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史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升温，特别是一系列海外研究成果的引进，使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这一领域。但上海沦陷时期（1937.11～1945.8）史学的发展状况一直是研究的薄弱点，国内外迄今未见有全面或专门的成果出现。自2003年读博以来，导师就引导我关注有关沦陷时期上海史学发展状况的资料。通过近几年的史料收集整理工作，从最初的全面撒网到后来集中关注期刊史料，我逐渐对这段历史产生了兴趣，并拟定以“上海沦陷时期的史学”作为研究对象。一研究目的及意义1937年11月，即中国开始全面抗战后第四个月，中国军队经过数月苦战，最终弃守上海，仓皇西撤。日军随后进驻，上海沦陷。沦陷初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未被日军占领，时人称之为“孤岛”。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驻沪日军向租界发起攻击并占领公共租界，此时的法租界名义上独立，实际也在日本控制之下，孤岛从此消失。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欧阳修文献学的背景、文献的收藏、著录和校勘——欧阳修文献学成就之一、文献的辨伪和注释——欧阳修文献学成就之二等。

《史学原论》是欧洲实证史学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19世纪晚期实证史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自“五四”以来，《史学原论》在中国史学界直享有极高的赞誉，英译本在国内广为流传。较完整的中译本近百年来唯有李思纯于1926年刊行的文言译本。《史学原论》是对英译本的重译。

老三届，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这是因为，它同人民共和国的曲折历史相联系，同中华民族跨世纪的前途相联系，是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时常常要遇到的话题。众所周知，老三届是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即现在45岁上下到50多岁这一代人的总称。 本书以上海老三届人为对象，展示并比对了老三届人在“文革”和改革开放中的经历。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在这部小书中，作者以其对欧洲的历史思想与实践的广博学识，简要阐述了“历史主义”的内涵及其在欧洲各大民族历史传统中的差异。作者在论述历史主义的现代特征及其对欧洲思想的贡献时，也分析了历史主义与近代欧洲历史命运和政治思潮之间的关系。

《简帛数术与历史地理论集》辑录小文25篇，发表年代最早的是2001年，截至2008年年底。这些论作长短不一，形式多样，按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三组：第一组是简帛《日书》和与《日书》有关的论文，共11篇。《简帛与古代社会生活研究》在《光明日报》发表时有所删节，这次就照原稿全文收入。《读札记九则》原来是10则，承刘乐贤先生指教，其中一则有误，这次就删除了。虎溪山汉简《阎氏五胜》和马王堆帛书《式法》）严格说起来都不能算作《日书》，但它们都与《日书》密切相关，属于广义的“日书”或五行类文献；另一篇《敦煌具注历日中的“往亡”》虽然也不是《日书》，但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却是因《日书》而起，论证的过程也较多地利用了《日书》材料，这次也一并收入。其中后一篇有关“往亡”的，原文发表时曾引居延新简E.P.T65：425简背一条材料，以为是“气往亡”的最早实例，为建昭四年。刘乐贤先生来信指出这条材料的年代有问题，经过慎重考虑，这次收录也作了删改。第二组是关于楚卜筮祭祷简的研究，共6篇。前两篇是关于散见简文的辑录，所做工作为学者提供了方便，所以论文发表后被引用得比较多。

本书收录了作者的五篇学术论文，所涵盖的范围大概是晚清最后十年到一九三○年代左右，前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偏重的是“变”的部分，即新的历史观的形成过程、对近代中国史学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不同学者学术眼光的差异及其学术研究中的传承与进展等。

大学校园政治气氛浓烈的年代，我走进燕园，在热烈的嘈杂声中熟习校园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第一位教我们专业课的老师登上讲台，他就是历史系著名教授张政娘先生。先生是一位身材魁伟、端庄面善的中年人，讲课胶东口音浓重，典型的山东大汉式学者，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山东出了不少学者和教授，先生名列前茅。1912年先生生于山东荣成，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同年以优异成绩入选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人员。1946年之后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以后又兼任或专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长达60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始终坚持一个正直学者的学风，不赶浪潮，不迷信权威，以史实为依据，直接或间接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传统文化，尽最大努力恢复历史本来面貌和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这些都是我到历史研究所之后才逐渐领悟到的。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1913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楩、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寥、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