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型嬗变》从史学内部范型的嬗变来看传统史学发展历程，作者以为，传统史学的发展有一个阶段性，不同阶段流行不同类型的治史模式。传统中国史学形态是如何一步步地演变过来的？这是20世纪以来学人不断在探索的问题。这种模式，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术语可以称为“范型”。不管你承认与否，中国传统史学确实存在着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叙事史学，以孔子、朱熹为代表的义理史学和以乾嘉史学为代表的考据史学三大史学范型。大体说来，周唐时期，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叙事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宋明时期，理学化的义理史学开始占据主流位置；明末以后，考据史学得到相对充足的发展。

傅安华先生的史学，有两大特点，一是主张宏观史学，对历史哲学和历史方法论刻意追求，从而留给后学丰富的史学史、学术史研究素材；二是对社会史、对历史细部（具体史事）的深入研究，对今日的研讨仍有学术参考价值，有一些篇章是后人绕不过的成果。他认为史学研究不只是为了明了某些具体史事，史学是社会科学，任务是研讨中国社会发展史，从而寻觅中国社会的本质，是改造社会的学问。他的治学精神，随着论文集的问世，会成为激励后学从事史学研究的宝贵精神财富。

口述史目前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其对于返还历史真相、引起大众注意有特别意义，如何进行口述史的研究将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本书系历史系基础教材之一，主要系统研究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讨论了口述史研究的设计、访谈法、资料整理、资料分析等。该书是国内最早以口述史方法论研究，有重要的开发意义。

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也是各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层出不穷的世纪。无论是沉静如水的兰克、还是激情似火的特赖奇克，都在关注自己时代的核心政治主题——民族统一运动。安托万·基扬的作品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德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们的学术研究、个性特征和表达风格，更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热情（passion）、抱负（ambition）和渴望（aspiration）。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研究从观念上重塑了德意志民族意识，使康德的“旧德国”变成了俾斯麦的“新德国”。然而，这一过程的代价是什么？安托万·基扬以他不安的预言警醒人们：史学工作者在关注现实、运用历史时承担着何种道义责任？历史研究是否能够、如何能够达致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协调？

程应镠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历史教育家，青年时代相继在燕京大学与西南联大学习，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而后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他在昆明与上海投入民主运动。1949年以后，程应镠先后在中学与大学担任组织领导工作，他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的创立者，也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奠基者。

迈斯特在《信仰与传统：迈斯特文集》中着重处理了法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动力问题，法国革命中不断面临的战争因素，以及他所关注的上帝意图如何体现在整个革命中的问题。《论法国》是约瑟夫·德·迈斯特伯爵的代表作，写于督政府时期的1796年，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僧侣和贵族等级受到冲击，迈斯特尔于1792年开始终身流亡国外。

《白话史记》主要内容包括：老子韩非列传、伍子胥列传、魏公子列传、乐毅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吕不韦列传、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扁鹊列传等。

中国历史可读耶？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乃至其它别史、杂史等，都计不下数万卷，幼童习焉，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于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中国历史可不读耶？然则此数万卷者，以之覆瓿，以之当薪；举凡数千年来我祖宗活动之迹足征于文献者，认为一无价值，而永屏诸人类文化产物之圈外，非惟吾侪为人子孙者所不忍，抑亦全人类所不许也。既不可不读而又不可读，其必有若而人焉，竭其心力以求善读之，然后出其所读者以供人之读。是故新史之作，可谓我学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也已。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

《古史新证》系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期间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这本讲义代表了一代大师学术生涯的终点。书中所提的（二重证据法）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影响至为深远。讲义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发表过，已发表过的部分也与其它版本有所不同。书中辑录的几篇国学院学生的听课笔记，对进一步研究王国维后期的学术与思想也有参考价值。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教授应邀为本书写了长序。

阿诺德·汤因比（Amold Tovnbee，1889～1975）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出生在一个历史学世家，他的母亲是英国第一代女大学生，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叔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这位叔父也叫阿诺德·汤因比，汤因比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他这位早逝的叔父而起的。在这样良好的家庭背景下，汤因比从小就热爱历史，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终于在历史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一代历史学巨匠。但是，汤因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经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思想，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汤因比坚决反对历史学界盛行的根据国别研究历史的做法。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比国家更大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