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历史学为基础，结合社会学和民族学，以文献学、民俗学及新兴的文学地理学为依托，运用文献考证、田野调研、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和亲诗与联姻传说进行综合研究。结构上以时代为章，以民族和亲联姻为纲，通过雅俗文学的相互补充，较为完整地勾勒出和亲文学的发展主线，揭示其所蕴含的“和亲、和平、和睦、和谐”的文化内涵。

《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是一部详尽的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的工具书。本表部分“上编”起于西周共和元年，迄于西汉哀帝元寿二年。第二部分“下编”起于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即公元1年，迄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即公元1949年（其间三国、南北朝、宋辽金元、明清之际朔闰不同之处，则分别加以排列）。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用阳历，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1月1日《民国历曰表》即采用阳历编次。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起采用公历纪年，第三部分“附编”列有《l949—2000年历日表》，以备检查农历（阴历）之用。

《向历史借智慧》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籍中选取故事材料，时间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内容包括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为人、处世等各个方面。用智慧研训的方法进行创新阐释，通过对古代智慧故事的智慧解读，来提高读者的思辨力和创造力，增益读者的智慧。所谓智慧解读，就是对古代智慧做出独具慧眼的深入浅出的解读，就是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成一家之言。目的是使读者通过一个故事，读懂一段历史，了解一段文明；汲取一些教训，获得一些经验；享受一些美感，接受一些教育；明白一些道理，增长一些智慧，从而达到读史明智的效果。

《交流、博弈与征服：历史视野中的东亚海域》将东亚海域视为一个整体，一个“海上命运共同体”，通过相关专题的考察和研究，探讨东亚海域“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衍变、异化及未来走向。《交流、博弈与征服：历史视野中的东亚海域》没有回避历史上发生在这片海洋上的不和谐的一幕，那些侵略、欺凌和争霸的历史，但《交流、博弈与征服：历史视野中的东亚海域》同时也把更多关注点放在这片海域历史上的内部交流、互动上，并将这片海域置于整个太平洋世界中，用全球史的眼光，探讨西太平洋海域文明的互动与共生，探讨这片海域的不同相关主体未来如何和谐互利共处。《交流、博弈与征服：历史视野中的东亚海域》意在寻求发现建设“海上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与内在逻辑，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国提出的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

龙泉驿位于成都市区东南翼，是唐代设立的古驿站之一，它属于成都东向交通的第一站，由西向东，连接成都与重庆两座中心城市，明代之后龙泉驿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成为各路人员流、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文化流的枢纽。本书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努力通过对众多历史文献的爬梳和田野考察，还原成渝古驿道上的重要驿站——龙泉驿的前世与今生，其中历史文化、农业文化、佛寺宫观、茶馆文化、诗歌文化等，可以说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深入研究地域文化的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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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中国海洋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成果丰硕。本报告对五年来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和发展进行梳理和总结。报告由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团队承担，是在以往编写教育BU发展报告系列《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报告》的基础上，因应形势变化和时代需求推出的新版报告。内容主要由海洋文化理论、海洋史、海洋文化遗产、海洋考古、海洋民俗、海洋文学、海洋文化产业、海洋文化教育及人才培养、海洋历史文献九个分报告构成。另附有五年来的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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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册子，挖掘1208年鲍浣之的开禧历计算的原文、原术、原意及1247年秦九韶的《数书九章》大衍术，剖析公元前104年邓平、落下闳的太初历，公元前7年刘歆的三统历，从而探索古代中国流行1500多年的上元积年，其本原就是约4400多年前，尧、舜的“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整数对现象的起源和发展，揭示着世界不定分析史的起源和演化。我们观摩了欧几里得、欧拉、高斯的原文、原术、原意，还探讨了印度婆罗摩笈多的恒值粉碎机解法。对不定分析的史料和数理，首次进行了全面的考评、厘清和分析。《上元积年的源流》从开禧历入手，破解三统历，探索本原问题，以求解开上元积年谜团：1.上元积年本原问题；2.三统历上元积年的由来；3.开禧历上元积年的计算。就传统数学史上争议不断的几个问题，作了探索：1.2000年前的密近简化计算，使得祖冲之圆周率355/113的起源迎刃而解；2.传统数学的千年等数和乘率之谜；3.大衍求一术的由来；4.孙子剩余定理和高斯剩余定理。《上元积年的源流》适于科学史、数学史研究者，相关专业的大学师生，以及中学数学教师等参考、阅读。

租佃关系是近世以来中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书总结历来对于租佃关系的诸种理解，引入“关系”视角，利用清代晚期四川巴县衙门的档案文书，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的租佃关系，尤重于探讨租佃关系之中的“情理结构”，即“情理”穿梭在租赁系的复杂实践之中、所呈现的“主客关系”“社会习俗”“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等各个层面上的运作逻辑。从个人性的“拟伦理”到社会的“习惯”，市场的“影响”，再到政府的“裁断”，“情理”不断塑造着地方秩序，也塑造着时人的心态与行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