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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杂稿续存》一书曾于1980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商务印书馆此次再版以1980年版为底本，将其纳入“黄云眉著作集”。为便于读者阅读和使用，此次再版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原版为简体字直排，本次出版改为简体字横排。采用通用规范汉字，除确系错讹误字外，对原书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不予改动。二、原书采用提行分段，改为现在通行分段形式。原注采用小字夹注，此次整理排入正文，采用楷体小字以示区分，注文自成单元。三、依照现在通行标点符号用法，对原书标点符号进行统一处理。四、原书所引文献未知其确定版本，且前人引书，或概括、省略，或改动部分文字，只要不失原意，则不予改动。但原书中的表述如有影响文意之处，则依据其引用文献的通行版本，以方括号（[ ]）形式表示校正，不出注。

经过几代秦王的积累，秦国实现了一家独大的局面。秦王嬴政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空前强大的秦国。秦王嬴政在铲除了吕不韦和嫪毐两个政治集团后，正式拉开了战国七进一总决赛的序幕。采取远交近攻、先弱后强、逐一攻破的策略，先后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了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多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中央集权国家秦帝国。 其中的故事很精彩、很有料，如韩国的疲秦计划，却变成了神助攻；李牧以一己之力让赵国延命，却命丧自己君主手中；王翦作战灵活、战功彪炳，颇深的心机不只用在战场上；荆轲刺秦王，演绎了一段侠客悲歌……

《资治通鉴故事（美绘版）》从《资治通鉴》中精选了一些经典且独立完整的故事，并且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叙述，向读者生动展现了这部鸿篇巨著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阅读本书，你不仅可以快捷地掌握《资治通鉴》的精华，更可以从中感悟中华历史文化之神韵，从中汲取睿见卓识，深化、拓展人生阅历。

本著是作者在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成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通过对河西地区流传的民间宝卷的来源及河西地区民众念卷活动的探讨，揭示了河西民间宝卷与国内其他地区宝卷的关系、与唐末五代俗讲的关系，以及河西宝卷及民众念卷活动的本质，为传承和保护河西宝卷这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河西地区的民俗提供借鉴和参考。著作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探讨了河西宝卷的来龙去脉，揭示了民间宗教与河西宝卷的关系，揭示了河西地区的一些民情和民俗，廓清了笼罩在河西宝卷头上的一些迷雾，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

《中国画学史》是郑午昌先生研究中国画史画论的代表著作，全书将自上古到清末的中国绘画历史，分作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而仍不打破其朝代分界，除先秦时期外，每一个朝代再按照概况、画迹、画家、画论四个小节分述，条理清晰地展现了中国绘画学的演进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画分东西二源的立论为中国国画在世界美术史上争取了地位。

柯林武德被誉为20世纪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其遗作《历史的观念》为其赢得了无限声誉。而《史学原理》是柯林武德生前计划作为《历史的观念》的姊妹篇共同出版的另一卷历史哲学著作，并对其寄予厚望，甚至视为毕生之作。遗憾的是，柯林武德去世前只完成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写作计划，且手稿始终未被后人发现。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宣布发现《史学原理》手稿，本书即根据这份手稿编辑而成，同时还增补了八篇柯林武德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未发表的手稿和笔记。在这些手稿中，柯林武德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等问题的思考。德雷和杜森两位编者为本书撰写了长篇导言，对手稿的内容、编辑始末和所涉及的柯氏历史哲学思想之问题做了深入介绍。此次中文版的面世，将有助于中文读者更加全面地理解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对于学界的相关研究亦具有重要价值。

从一系列社会和文化现象来看，“国家记忆”已经慢慢地变成了国人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高频词和焦点词。作为记忆的主体，国家是集体性的主体，是象征性的主体，是功能性的主体。集体性在于记忆的结构和框架，象征性在于记忆的精神和意识形态意义，功能性在于承载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在数字时代，国家记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面临的危机或问题同样彰明较著。

本书立足于版本目录学，在调查并阅读数百种元刻本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出版学、传播学、书籍史、古典文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和理论方法，对于元代编选和刊刻《诗经》《楚辞》、汉魏六朝别集、唐人诗集、宋人别集、元人诗文集、历代诗文评著作、元代通俗文学典籍等书籍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梳理，动态地考察了这些书籍的印刷、流通、阅读、接受、传播的各个环节，探讨这些书籍的出版印刷与元代文学传统的建构、元代文学特色的形成、元代文学传播的之间的关联与互动，由此对于元代印刷出版文化的整体面貌、历史地位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和定位。

因为游学、科举、仕宦的需要，北宋士人长期远离家人及乡里，从而无法履行他们神圣的家庭职责：对父母尽孝。在这本深度研究著作中，作者将北宋士大夫群体追求世俗抱负与履行家庭责任之间的紧张关系置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在考察了2000多部墓志铭和大量其他官方或私人写作后，本书发现，北宋士人面临的上述困境，既未减少他们尽孝，也没有妨碍他们应举和奉公。相反，北宋朝廷及士人自身努力调和这一矛盾，进而促成了“禄养”模式在北宋的发扬光大。士人的长期远游，同时使乡里的含义变得淡薄而不稳定。这一方面导致父母死后久而不葬，产生大量摈弃祖茔、建立新茔的“不孝”现象，另一方面又直接促成了一种新孝行的“流行”。这场自下而上，由士人发起，以维护壮大家庭、宗族、乡里为目标的运动，与当时的儒学复兴汇成一股潮流，促成了理学的最终胜利。换言之，北宋时期对士人孝道的重新界定，不仅标志着政府对士大夫“私人”家庭事务的大规模干预，而且直接影响了宋代及后世家庭、社会和文化规范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