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作者30年来18篇重要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美国史、国际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史学研究方法等。其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关联、越南战争的现代记忆与影响、美国的亚太扩张与均势外交政策等进行了深入而精彩的剖析，发人深省。作者在书中与读者分享了阅读天下书的体悟，为读者解读了历史上重大的国际事件，展现了所有的历史都是国际史和共有历史这一观点，体现了书名中“难问西东”的视野与情怀。

此书为全面研究先秦潮汕的考古学著作。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前人研究成果，依据潮汕各个时期的考古遗存发现情况对潮汕地区的自然地理、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等状况进行了梳理和介绍，结合考古实物图片，较为全面地呈现先秦潮汕面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本书广撷中、日、美、俄史料，研究和揭露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鼠疫细菌战的罪恶历史。自1940年至1945年，日军至少在中国各地实施了31次鼠疫细菌战，其中对中国15个省（区）中的45个县（市、旗）进行了鼠疫攻击，造成134个县（市、旗）流行鼠疫，总计受害致死中国民众50999人。中国华中抗日正面战场（浙江、江西、湖南）是日军鼠疫细菌战重点攻击区域，三省鼠疫受害死亡人数达30410人，占全国因日军鼠疫战致死人数的59.63%。即使除开中国历史档案的记录，仅就日本档案文书记录的，完全可以确认的日军在中国实施的鼠疫细菌战共有13次，总计造成中国民众26253人死亡，占全国因日军鼠疫战致死人数的51.48%。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宋代李心传所撰的宋代历史著作，仿照《资治通鉴》之编年体，记述宋代史事甚为详细，以官修的日历、实录、会要为基础，广泛搜集各种记载，经过精细的考订，作出自己的论述。书中也有详细的注文，说明材料的来源、去取的依据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要录》说：“其书虽取法李焘，而精审较胜”。《要录》只记载高宗三十六年间事，篇幅却达二百卷之多，尤其是绍兴九年以前，每年差不多有十余卷。可见《要录》保存史料之多，史料价值之大。整理者辛更儒先生为宋代史料整理专家，曾与邓广铭先生一起整理《稼轩词编年笺注》，从事宋代史料整理多年，有成果多种。全稿井然有序，标点、校勘规范可靠。

本书选取明清科举文献十五种，明代四种既有考试录，也属于三场文选，对于了解明代科举制度、科举思想、三场文体形态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清代部分十一种，主要是有关科举各文体之理论，包括制义、论学、表学、判学、策学和试帖诗学。既有就文词章句之末而推及身心性命之儒学命题的高层次理论，也有着眼于写作技巧之方法论。从这些理论专书也可见出清代科举文论的基本类型和历史演进轨迹。

本书属于“日本近代对中国边疆调查及其文献研究”丛书之一，获2016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本书翻译自日本1931年版的《民俗学上所见之蒙古》（日文书名《土俗学より上観たる蒙古》，被日本学界认为是田野考察的经典之作），为游记性质的历史著作。全书以日记形式记录1906年6月至1908年12月作者在蒙古族地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内容包含语言童谣、人情风俗、商贸经济、文物遗迹等方面，对了解一个世纪前蒙古族人的人情风俗以及蒙古族地区的自然风貌等具有较好的史料价值。

本书以“宋代近世说”为理论基点，探讨宋诗的“近世化”现象，重点围绕四大问题：一，庙堂士大夫的诗歌观念。第二，江湖诗人的诗歌观念及创作，特别是通过分析中国诗歌的淮河书写，探讨其中的诗学嬗变及文化意义。第三，诗人自我身份意识的变化、文本媒介的变化给诗歌创作、诗集刊刻和传播接受所带来的影响。第四，从作者身份变化、刻书业发展、文学语言通俗化等方面，分析宋诗的“近世化”现象。

《历史人物的心理学》通过对司马迁、曹雪芹、唐高宗李治、女皇帝武则天、顺治皇帝、咸丰皇帝等多位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勾画中他们突出的人格特征与情结表现，展现其心理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此外，本书还介绍了“历史心理学”作为一本独立的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书中内容涉及心理学范畴的多项研究内容，如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将心理学的抽象概念与人物相结合，使研究的人物更加具体、生动、鲜明，能够更深刻地剖析历史名人人生起伏的心理根源。

《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清末民初文献丛刊》据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本影印，共计十四卷。《许竹筼先生出使函稿/清末民初文献丛刊》记录了从光绪十年（1884年）开始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间，清代官员许景澄出使俄国、德国、荷兰等国家时发给总理衙门的咨文和信函，共计168首，包括了众多附录，具体有合同、节略、公约、条款、价单等文件，是中国近代一部不可多得的外交著作。

《武帝文教与史家笔》基于对司马迁《史记》的阅读和思考，作者董成龙在多年潜心阅读经典的基础上，整理出一条贯穿三皇五帝至汉朝的立朝与立教线索，根据这条线索，又反观司马迁的史家笔法及其背后的心法。司马迁继《春秋》之志而作《史记》，申明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叙事贯穿立朝与立教两大问题。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改正朔（年的起始月和月的起始日），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则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汉朝立朝以来，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吕无违高祖确立的汉朝祖制，虽行黄老之术却不依黄帝（土德）为国朝敲定土德；中经汉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意欲改弦更张，遭遇立朝权臣捍卫祖制，未能成行；终于汉武帝确立代秦而起的汉朝新德（土德）。与此同时，在儒生建议下，汉朝不再沿用秦制颛顼历，改用太初历，重启历史纪元。改德与太初历创制（天人之际），加之由黄老之术而独尊儒术（君臣关系）的官学调整，共同构成立教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