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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所撰，收字9353个，为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读字音，探求本义的字典，由于上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节词为主，因此《说文》是我国较早雏形的词典。《说文》汇集了众多的法律语域的词语（简称法律词语）。我们由《说文》之法律词以及许慎的注释可以窥见汉语词语与意义的发展变化和系统性，且较之其它文献，《说文》更汇聚性、系统性、明晰性、客观性地反映了我国古代法律词语与法律文化。

本书是作者关于《考工记》及其他名物的考证合集，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考工编》：作者对《考工记》成书年代、版本源流、齐尺考辨、流体力学知识、声学知识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诠释和考辨，相信对于《考工记》的认识和理解将有新的启发。中编《司南编》：作者对古籍中出现的“司南”进行考辨，对于不同文献中的“司南”一物加以廓清，有立表之“司南”与指南针之“司南”，并对后者进行了复原。下编《杂学编》：涉及度量衡、里亩制、脱盐技术、沈括发明、反射镜等科技史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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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的欧洲被中国带入了“天下文明”之中，由此获得了文字、航海、科技、经济、制度、民主、哲学和历史——复制中国历史造出“世界历史”（古典历史与古老文明）。西方依靠被中国技术提升起来的“海洋地缘”，应和“天时地利”，袭取“文明中心”，并以牺牲异域及自然而“创造奇迹”。其间，中国遭罹致命忧患，幸而凤凰涅槃，和平崛起。欧美及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在“阴阳运动”过程中暂时而危险的“阳亢”。当代中国还能复兴文化与“天下和谐”吗？

在儒家经传诠释体式中，义疏以系统、周详为优长和特色。群经义疏既是学子入门阶梯，亦为经师治学义府，因而“言经学者，莫盛于义疏”（孙诒让《刘恭甫墓表》）。义疏之学兴于中古，如《仪礼》一经，南齐贺场有《礼讲疏》，贺琛有《三礼讲疏》，陈沈文阿有《仪礼注》；北魏刘怀方有《仪礼疏》，北齐黄庆、隋李孟悊有《仪礼》章疏。唐永徽年间，贾公彦以黄、李二家为本，“择善而从，兼增己义”，裁成《仪礼注疏》，朝廷著于功令，学者奉为圭臬。宋熙宁年间，以《仪礼》于经世为迂远，不列取士科目；南宋以降，理学家说经，义重性道，文尚简易，学者宗之，义疏之学渐衰。故清儒感叹“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仪礼》尤世所罕习，几以为故纸而弃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仪礼述注”条），或深悯义疏之学“旷然中绝者逾五百年”（孙诒让《刘恭甫墓表》）。至清代，“通经学古”思潮兴起，钻研十三经注疏成为士林风气。阮元说：“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礼学是经学研究的突出重点，“学者不通典礼，不列名家”（郑知同《仪礼私笺后序》）。众多朴学家的考据实绩证明，不仅理学家论说古礼多有舛误，《十三经注疏》也不能令人满意。如《仪礼注疏》，“或解经而违经旨，申注而失注意”（罗椒生《仪礼正义序》）。故陆续有学者展其所长，撰著新疏。胡培晕积40余年心力，历览众说，集腋成裘，撰《仪礼正义》。清代《仪礼》学与宋、元、明盛衰迥异。这一逆转缘何得以实现的呢？有研究者指出，清廷大力提倡礼学研究，对学者起到导向作用；汉学家厌弃理学末流空谈心性，普遍重视古礼考证；朴学考证方法日趋精密，为《仪礼》考释创通了道路。这些因素都不可忽视，但清初硕学鸿儒，特别是顾炎武在经学思想上的创新与突破，对《仪礼》学持续繁荣，尤具关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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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书是文集。本套文集共10卷，收入著名史学家冯尔康先生的学术论文、读史札记、序跋书评、回忆文章，等等，涉及史学理论、清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族史、徽学等领域。共360多篇，380多万字。内容极具学术价值。《清史专题研究/冯尔康文集》通过清史及清史研究综论、历史事件与人物、女性史、社会经济史、地方史5个栏目，对政治史、政治事件、人物（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经济、女性、地方等历史进行研究，得出了对清朝皇权影响、满族统治贡献、鸦片战争与近现代转型等方面的认识，综论清史特点，追求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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