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学专业化过程中，史学方法论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公开出版为数不少的研究法作品之外，尚有若干种很有影响的未刊讲义，有的仅闻其名，今人未见其书。经多年不懈努力，发现了20世纪初年黄人望《史学研究法讲义》、柳诒徵《史学研究法》、1930年代姚从吾《历史研究法》。将这些稀见讲义整理出版，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研究史家思想不可或缺的媒介。柳诒徵和姚从吾是近代史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先行研究由于无从发现他们的研究法作品，而对其史学思想所作的分析，不免偏颇，甚至判断有误；其次，史学方法论知识一方面来自中国本土，另一方面主要来自西方，这三种研究法提供了今人探讨民国时期史学方法论渊源极好的文本，可以更具体了解域外史学与中国近代史学的互动关联；再次，学术判断需要在比较中见各自的长短高低。以往学术界过于推崇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而对其他研究法的讨论非常薄弱，一方面淹没了其他著作，另一方面也无法对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给以恰当合理的评价。

本书是中日两位学者继《嘉定县事——14至20世纪初江南地域社会史研究》之后的又一部合著，是两人基于共同研究旨趣的十几年合作研究的阶段成果。书中记录了两人以江苏吴江地区为中心的田野调查成果，集中反映了历史人类学、社会经济史等研究视角中对近现代江南地区社会文化的若干认知，可以彰显中日学者对固有学术范式的追求和处理具体学术问题时采取的不同路径。

本书主题为\

几十年来，吴怀祺先生在中国史学史和史学思想的研究和教学中，坚持中国史学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发展方向，培育史学新人，取得丰硕成果。《史学思想研究与中国史学的风格 吴怀祺教授八十华诞贺寿文集》收录了各位作者回忆与吴怀祺先生交往以及研究先生史学成果的数篇文章，并就中国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相关专题，从多个方面展开研讨。

《历史盛衰论卷》通过对历代历史盛衰论变化与发展的论述，系统讨论了彰往察来、殷鉴思想、资治观念，人才观以及盛衰大势论等，展示了传统史学中历史盛衰论的丰富内涵，论说历代兴衰论中包含的民为邦本、忧患意识，由诸多方面进而思考这些思想在安邦治国中的重大的价值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大势产生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使史学近代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传统史学体系开始崩溃，经学不再影响史学思想，中国古典史学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由于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深远影响，近代史学思想不再与经学纠缠在一起，同时直接受到西方近代哲学的影响。总的来说，五四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近代史学是多元史学交错在一起的，20世纪初的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和五四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先后交替，体现出了近代史学的走向。《近代史学思想后卷》基本上反映出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大势和史学走向，勾勒出史学发展轮廓。在论说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也提出了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问题，对于思考新世纪史学思想的走向有重要意义。

《历史思维论卷》从哲学思维高度上，讨论中国史学的特点。全面分析传统历史思维的形成与发展，讨论象思维、意象思维在历史解喻上的意义，具体论说历史研究中的天人联系的整体思维、历史运动的通变思维、“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维、类例思维等，从而对中国史学治史的优良传统和方法，给以理论的说明。书中还对近代思维的发展以及在全球化趋势下历史思维研究的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认识。全书阐明了思维的研究对于认识传统史学的重要作用，从而为中外史学比较寻找到重要的切入点。

清代史学是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后一个阶段，清代史学思想表现出了与宋明史学思想极不相同的特点：征实求真，追求“独得”，重视辨析经史关系。另外，和前代相比，其还具有某种启蒙特色。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晚清以后，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史学跨越。《清代史学思想卷》以时间为序，分清初、乾嘉时期、嘉道之际三个阶段，分别论述。尤其对清代史学思想中批判专制的见解、反思制度的得失的观念、重视人之个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看法以及历史研究中严于考订的治史方法多加阐释，述往思来，思考史学将去向何处。

明代史学思想在前期与后期差别很大。前期因循守旧，不仅较为苍白，而且败坏社会风气；后期则因学术思潮衍变，有大量反映时代抗争精神的优秀作品问世。明后期的史学，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大升华作了铺垫。《明代史学思想卷》写出有明一代的史学发展走势，作者试图将明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与学术思想史、社会史联系起来，作为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进而概括明代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深入探讨其基本内容、思想特征与主要走向。全书分两编，分别论述明代前后期的史学思想，而落墨的重点在阐述明代后期的启蒙思潮、经世思潮、黜虚征实思潮，潮涨潮落，景象万千。

先秦时期是中国史学思想的萌芽时期，先秦时期人们对先祖的讴歌、崇敬和追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上慎终追远的传统，同时历史意识成为凝结部族的内在力量；有了文字记载以后，历史意识逐步成熟。《先秦史学思想卷》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先秦时期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形成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