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中世纪研究》由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主办。主要发表北京大学和国内外其他高校相关专业的学者在西方古典学与中世纪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书评。第1辑共11篇，包括高质量的学术论文9篇，涵盖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多个领域；另有学术书评2篇，评述作品除近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外，还有德文研究著作。

本卷为第二十五卷，主要围绕“中古史书的文本源流——收藏、编纂与传布”及“唐代的王言”两个主题，收录了《官僚制對正史的雙重影響：以正史孝義傳爲例》《十六國紀年問題探析──以及相關傳記爲中心》《關於的幾個問題》《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之得失》等近三十篇优秀论文。反映了近期国内中古史、尤其是唐史研究的前沿进展。

怀德堂是由大阪商人于1724年创建的汉学私塾，在日本汉学史上具有较高历史地位。《怀德堂研究》将分两部分进行论述：一，对怀德堂“汉学”特色进行考察，尤其是对其与当时强烈影响日本的朱子学的关系进行考察，即对于《论语》、《大学》、《家礼》等的受容状况及其发展进行分析。二，对“汉籍”以外的怀德堂“文化”进行考察。特别是以印章及墨、版木等为例，对其文化特色进行探讨。同时概说近年不断发展的电子图书馆的运作情况。

由南京市社科联（社科院）、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和南京城市文化研究会共同策划推出的《南京学研究》一书，以“立足南京、研究南京、服务南京”为宗旨，通过对地方学的多方面研究，提炼地方特色，揭示地方发展规律，提供地方问题的解决方案。这既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南京篇章的现实需要，也可以激发全体市民对本地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同时亦可以为“创新名城，美丽古都”新南京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明清时期桂西南地区伏波信仰的社会史考察》以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基础，并结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以伏波信仰为切入点，关注民间信仰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时将伏波信仰的研究需要置于桂西南地区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论述，分析其在桂西南地区的发展历程，探析其存续的因素和实现地方化的路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当地族群借以建构自我族群身份的重要工具，期望对当前社会转型中的民间信仰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书为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母校台湾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专题讨论”九堂课和在台大的两次公开演讲的结集。在书中，许倬云先生以较为宏观的“中国文化”为主轴，打破儒释道三家壁垒，贯通中西，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宗教和哲学等面向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专题讨论。

《100像》一书从晚清到民国期间重庆的历史图片出发，将文字的解说与历史图像结合起来，展现出重庆城近代发展过程的100个“面相”。全书图文并茂，既有带来视觉刺激的图片，也有力透纸背的文字，恰如作者所说，这“是抽象之城与具体之城结合的写作”。 这种写作，是视觉性时代写作意味的一种生成，也是一种影像史学在重庆近代城市史研究过程中的有益尝试，通过文字与图像的合力，将近代重庆城的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书，能够从不同阶段、不同人士、不同角度来勾勒重庆城市的不同面向（像），有思想，有知识，有趣味。虽然不算系统，但是由于选择的图片很有代表性，所以非常能够以点带面说明重庆在晚清到民国期间的风貌特征和城市变迁，和《五十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同的是，《100像》比《五十章》展现的历史更加全面多元，增加了地理、建筑、人物等叙述对象，形象也更加立体生动，有图像，有档案，有数据的支撑，而不只是《五十章》那样的叙述和评论。同时，本书为作者原创，写作过程中有大量的历史史料支撑，且史料之间能够东西方交叉验证，很有说服力。值得值得的是，作者文字精美，文笔流畅，阅读起来，毫不费力。特别的其中的许多图片，源于西方大学图书馆，搜集起来非常不容易。

清代灾害奏报制度作为官方文书制度的一种，承担着下情上达的属性。当灾害发生以后，地方政府首先要及时向中央政府汇报灾情，以便中央政府及时做出减免赋税与赈济灾区的决策。清代官员汪志伊在其所编的《荒政辑要》中对清代报灾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地方遇有灾伤，该督抚先将被灾情形、日期飞章题报。夏灾限六月中旬，秋灾限九月中旬（甘肃省地气较迟，夏灾不出七月半，秋灾不出十月半）。题后续被灾伤，一例速奏。凡州县报灾到省，准其扣除程限，督抚司道府官，以州县报到日为始，迅速详题。若迟延半月以内，递至三月以外者，按月日分别议处，上司属员一例处分，隐匿者严加议处。”可见，快速准确向上级传递灾害信息是古代地方官员履职的重要责任。奏折是清代灾害奏报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奏折，又称奏贴、折子或折奏，是清代独有的公文形式。它始用于康熙年间，雍正以后普遍采用，乾隆年间形成固定制度。至清亡废止，历时200余年。奏折资料囊括了清代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当然报送山洪灾害信息也是奏折传递的重要内容，因此奏折成为研究清代山洪灾害的重要资料。本书选取的山洪奏折时间跨度为176年，即清乾隆元年（1736年）至清宣统三年（1911年），收集的奏折总数为1875件。

书稿对清代嘉庆朝吏治治理问题进行了梳理，勾勒出嘉庆一朝吏治治理的方方面面，对于考察有清一代吏治问题的前后贯通，以及当今的反腐惩贪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书稿通过对嘉庆帝、中央官员、督抚、士人等不同阶层对吏治的差异认知，考察督抚制下官僚体系的上下遮掩、彼此回护对皇权的冲击以及治吏的阻碍，揭示嘉庆帝不仅难以纠正制度的积弊难返，更无法应对官僚体系的惰性与颓势。深入反思嘉庆朝这一承上启下时期的吏治问题，借助法律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概念与框架重新解析吏治问题，不仅有助于清代吏治问题前后贯通的考察，而且还可为当今的反腐惩贪提供历史借鉴。

《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是对清代宫廷社会的全景式展现。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清代宫廷的物质文化、社会结构和礼仪制度。通过详尽的资料整理和细致入微的考察，罗友枝全面展示了清代宫廷服饰、语言、饮食、文化政策等方面鲜明的民族风情，深度剖析了宫妃、皇子、仆从等清廷内部人员的权利体系和组织运作，详细阐释了登基、寿礼、祈雨、丧葬等公共或私人仪式的举行办法和信仰文化意义。 《最后的皇族》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清代为什么能够建立统治并维系近三个世纪之久。作为发轫于明帝国边陲的少数民族政权，清代统治集团如何治理文化背景和社会习惯均与己相异的众多臣民，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在《最后的皇族》中，罗友枝提认为，清代成功的原因，并非因为接受了占主体性地位的汉文化的同化，而是由于其巧妙地综合了少数民族的统治风格和历代中原王朝的制度政策。也因此，清朝宫廷治理和清代社会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影响。《最后的皇族》结构清晰、内容充实，首次生动揭秘了清代的宫廷生活，是清史研究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