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藏区的文化艺术》主要对四川藏区的文学艺术、四川藏区文化古籍的整理与研究、四川藏区的绘画艺术、四川藏区的民间工艺美术、四川藏区的民间体育活动等作出了研究。藏族文化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这个文化体系，以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宗教典籍、逻辑哲学、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科学技术、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生活习俗等为“外明”文化，以藏传佛教为精神指导的“内明”文化，历经千年传承，在青藏高原上形成了博大精深、蔚为壮观的藏族文化。

《云南屏边苗族自治县概况》是在前个版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本次修订，在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本，增加新内容的总原则下，以补为主，重点补充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它将更全面系统地反映当地历史、地理、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展示山川风貌、物产资源、建设成就和发展前景。该书的问世，对于增进各方面对民族自治地方以及各民族的了解，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和学习，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云南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概况》一书是在前个版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本次修订，在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本，增加新内容的总原则下，以补为主，重点补充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它将更全面系统地反映当地历史、地理、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展示山川风貌、物产资源、建设成就和发展前景。该书的问世，对于增进各方面对民族自治地方以及各民族的了解，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和学习，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品味庆元》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一方面，她可以激发庆元人民热爱家乡的情感和建设家乡的热情，进而成为我县“二次创业”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她可以成为外界了解庆元，感受庆元的窗口，有利于提高庆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法国学者魏明德博士（Dr.Benoit Vermander）多年从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他从20世纪90年代即深入到中国西南部的一个被叫做“羊圈”的小村进行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田野考察，是“羊圈援助计划”最初的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之一。《从“羊圈”小村到地球村——凉山彝族的生活与传说》主要依据他多年来在“羊圈”小村与凉山其他彝族村落的田野考察、家庭访谈以及他对这些材料的认识和理解撰写而成。书中一些记述和看法或许不够完整，但许多口述材料的原初记述，仍有着相当的史料与人文价值。此次出版，除对书中个别翻译文字进行了梳理之外，尽量保留了法文原作的主要结构和内容。

《司岗里文化新探》由于佤族历史上封闭隔绝，发展程度又不一样，不同支系，不同部落乃至不同村寨往往有一些不同风俗、宗教及其文化，对同一问题的说法和看法有时也完全不同。我们原来在《赤子》一书中之所以说木鼓不分公母，就是因为我们原来所调查的村寨刚好都坚持而且极力坚持这种观点，说分公母是错的。可是后来我们又碰到了说木鼓有公有母的村寨，而且也极端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不分公母是错定了。这样我们才不得不把两种观点都并列出来，并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出两种观点背后所反映的母权制与父权制斗争的历史实际。佤语实在有些复杂，它不但有自己一些特殊的语法、修辞，而且常常非常精练、深奥，表达充满简说、略说。结果有时一句话要用多句汉话才说得清，有时甚至连佤族人自己也普遍搞不懂老祖先赋予它的含义了。对“司岗里”的解释就是这样。一般佤族人都知道“里”是出来的意思，但对“司岗”则普遍说不清，更说不全、说不准，于是干脆偷换概念，把那被他们当做司岗的东西，即传说他们祖先所由之出来的东西就当做“司岗”的字面意思告诉你，即说是石洞或葫芦。但从前一些汉族专家又不十分精通或根本不懂佤语，还以为佤族人这里所告诉他们的石洞、葫芦，就是字面含义，这样就谬种流传，一直这样解释“司岗里”：“里”是出来，“司岗”是石洞或葫芦。而且强调“司岗”不能再拆开解释（包括我们曾问过的一些佤族出身的专家、作家，也是这么强调的）。我们在《赤子》一书中已经明白“石洞”、“葫芦”并不是“司岗”的字面含义，也清楚可以而且应该把“司”和“岗”拆开来研究、解释，还弄懂了“司”是“总总的”、“为首的”、“第一的”等等意思。但那时我们对“岗”的字面含义实在还不懂，于是根据背家谱背到司岗里时的祖先刚好有岗、有里，即达岗、牙里，便推理说岗里洞就是祖先岗、里之洞的意思。即用祖先之名解释洞名。可后来我们发现，那些完全不知岗、里这两个祖先的人（如巴饶克）却也在说着“司岗里”、“司岗”，而且生活中也有这样、那样的东西被叫做“司岗”的。我们这才想到我们可能搞颠倒了，也许恰恰应该用“司岗里”这个出人地之名，来解释那时出来的祖先之名字，应是后代子孙为他们起的名，以此来说明祖先起自岗里，这样就让人名、地名重叠了。刚好王敬骝教授送了我们一本《佤汉简明词典》，我们认为词典对“岗（mgang）”的两条解释是对的：作为名词是“枷、镣铐”；作为形容词是“定、把、把揽”。我们再根据佤族在实际中的运用，加上“根”的含义，我们就觉得已可以解释清楚“司岗”的“岗”了。顺便说一下，《佤汉简明词典》确实比较正确地解释了“岗”，但对“司岗”（si mgang，词典写成“锡岗”）则又是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错误地解释为“葫芦、岩洞”。至此，我们才终于解破了“司岗里”的字面含义，加上我们对司岗里的字面背后的历史意义的理解，我们自信已解释清楚了“司岗里”的完整含义。

《宁夏文化蓝皮书·2008》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自治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密切关注和挖掘我区文化建设事业繁荣发展的新的亮点和动态，把努力为自治区党政领导决策服务、为各级党政部门和实际工作部门开展工作提供思路和对策作为编写工作的主要目的，着重体现宁夏跨越式发展与文化建设这个主题。

不知道数十年乃至几十年前的成都在您的想像中是什么模样？《走近老成都》展开的是过往年代的风俗画面。老成都那些家常的、世俗的生活场景与个人记忆，带着令我们陌生却毫不隔膜的气息，从字里行间飘散出来。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拥有四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史的国家，其文化积累之丰富，传统价值观念之持久稳定，都是世界文明史上少见的。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一次是从列国并立的先秦时代，转变到秦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代；另一次是从晚清开始的，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建筑设计专制时代，向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的现代社会转变。这种重大的转变，既是社会形态的转变，也是文化形态的转变。本书是研究近代文化转型　的，即是研究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化中从中古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转变到与近现代的、基于人民自治的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现代文化。这个过程至今仍在继续。这一个转变过程与先秦到秦汉的转变过程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从先秦到秦汉的历史转变，完全是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积聚起来所产生动力所驱动的；而晚清开始的这次转变，是在有巨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从文化转型的角度去看，前一次转变，是中国文化内部的价值转换；而后一次转变，看起来好像是由某种外来的价值观念取代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由某种外来的文化取代中国固有的文化。研究近代文化转型，第一，要比较清晰地描绘出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第二，要揭示出转型的外在条件及其内在机制。做到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但必须提出这样的目标，我们的努力才是有意义的。自然，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一目标是难以预定的。本套书共九卷：第一卷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第二卷　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第三卷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第四卷　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第五卷　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第六卷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第七卷　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嬗变第八卷　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第九卷　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上述第二至第九卷是有其逻辑关系的。第二、三两卷，主要探讨社会结构及物质生活与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第四、五两卷，主要是探讨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影响；第六、七两卷，主要是探讨在民族文化中处于比较核心地位的思想观念的变化；第八、九两卷，是探讨文化中比较具体而又比较重要的两个领域的转型过程。应该说，就文化转型而言，这四个方面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

《北京文化史研究》是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史研究所编辑的一套论文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为历史学本科专业的探索与改造，研究生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打下基础，提供支持；校内与校外相结合，开门办所；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是本所的研究特色。本论文集将陆续收集本所专兼职研究人员和社会上相关人员的研究成果，收集历次学术研讨会、学术年会的论文与调查报告等。本集为第一集，主要收集了2006年12月8-9日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北京文化史论坛”的部分论文和相关成果，其中包括本所顾问张传玺先生、徐苹芳先生、孔祥星先生和赵书先生的论文，包括文物考古与古都建设、民俗与区域文化、民族与宗教、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文脉、形象及其他相关内容，共收入论文33篇。主要是对北京文化史展开了分类研究，同时也是为“人文北京”、“古都保护”出谋献策，为“人文奥运”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