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一本全面介绍江苏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该书收录了江苏省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37个项目的相关文字和图片，客观、系统地介绍了这些项目的历史渊源、传承区域、表现形态、文化价值以及目前保护情况，兼具学术性、知识性与文献性。

本书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学名人与长沙的地域文化紧密结合，钩沉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书名出自白沙古井的那副名联，使无论身在何处的长沙人都会油然一种亲切，勾起一种乡情。 翻开书页，时空旋即转入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长沙黑白影象，也如同一本长沙近现代的地方文化词典，一些与文化相关的名词与词条，清晰地珠串出一轴又一轴的历史风物图卷：天心阁、岳麓书院、（上朗下木）梨镇上陶公庙、碧浪湖、浩园、捞刀河、白沙井、铜官镇、长沙李合盛、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秋瑾、叶德辉、谢冰莹、郭沫若、田汉、王鲁彦、赵景深、林徽因、严怪愚等等，这些人物有的本就是长沙人，有的是某个时段在长沙，都有关于长沙的文字留下来。这本书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学名人与长沙的地域文化紧密结合，钩沉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书名《长沙沙水水无沙》出自白沙古井的那副名联，使无论身在何处的长沙人都会油然一种亲切，勾起一种乡情。

《河洛文化概论》是河洛文化研究丛书之一。该书围绕河洛地区，主要详细论述了该地区的文化及其特性和历史地位，具体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学术、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民风民俗、以及与周边、外国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和有客家文化、闽台文化的关系跟发展等。

关于贵州，关于贵州这块土地上的人，关于这些人的生活，关于这种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很大的，还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请一些人来写写他们和贵州的事，写写他们对贵州这块土地千丝万缕无法割断的情感，写写他们在贵州曾经的生活和正在的生活，让人们看到他们在贵州这块土地上悲欢离合的人生命运，酸甜苦辣的心路历程，折射出这块土地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发展，由此看到时代风云的深刻痕迹，领会“我”与贵州之间的共生关系。这就是“我的贵州”丛书设想。本丛书是开放式的：作者应该拥有广泛性，内容更应该具有广泛性。只要有真实的记录，真挚的情感，真切的思考，就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众多的人将自己丰富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叠印在莽莽群山的背景之上，那会是一幅壮美多彩的人文画卷。

《河洛文化与殷商文明》收录的均系河洛文化的研究论文，共92篇。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古代黄河与洛水交汇地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流。河洛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源性；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主干，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以洛阳古都所凝聚的文化精华为核心，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厚重性；以“河洛郎”南迁为途径，把这一优秀文化传播到海内外，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辐射性。

华夏文化伟如泰山，长似江河，辉映苍穹。无数的文化世家及其巨子，是峰峦的景致、中流的波澜、缀满天河的星辰。本书讲述几千年来，对中国文化发展做出杰出贡献或在家学传承上有典型表现的那些家族，即文化世家。 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中心地带，在华夏文化的发展史上，人杰地灵的三晋天地，曾为博大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奉献过一颗璀璨的瑰宝——三晋文化。 三晋文化是西周初年至战国末年晋国文化和魏、韩、赵三晋文化的统称。它是山西古文化发展的鼎盛阶段，或者说是成熟形态，是我国最富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一，它内涵丰富，个性突出，渊源古老，遗风久远，在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本书为“中国文化世家”丛书的其中一册，对三晋文化世家作了详细的介绍。

泉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著述也是其中重要内涵之一。著述作为文化的文字表现形式，既是文化的高端凝结，也是文化的某种象征与标志，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化发展的状况。自唐代迄清末，泉州的文人学者，文以载道，言为心声，得之心而笔于书者，千百年踵相接，著述作品洋洋大观。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历朝历代的泉州文人学者究竟有多少著述？这些著述主要内容有哪些？在当时和后世有多大影响？目前尚有多少著作存在？收藏于何处？所有这些，都是很值得梳理的问题。因为，梳理这些问题，无疑有利于加深对泉州历史文化丰富内涵的认识，有利于推动“泉州学”及“闽南文化”研究的深入，也有利于推进海峡西岸文化走廊的建设。本书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一个城市，同一个民族一样，若忘记自己的历史，忽略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就失去创新的根基，缺乏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也可以说，没有了灵魂。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沈阳市，被史家称为“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悠悠两千三百年，沈阳从一个军事哨所，到现代大都市。其发展过程，充满了先祖们奋斗的血汗，卓越的智慧，不屈不挠的毅力。豪迈刚烈的精神品格……这一切，凝聚成以沈阳为代表的关东文化的独特风貌。对这种文化风貌的探究、展现和弘扬，是当代沈阳人承担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许多有志于此的有识之士，做了大量工作，撰写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然而，不必讳言，工作还是初步的，还缺乏对沈阳历史文化深入探讨、全面研究和系统总结。因而也就不能适应和满足沈阳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的需要。

《西藏的艺术》全面介绍了西藏的建筑艺术、绘画艺术、歌舞艺术和文学艺术；展现了西藏建筑的博大精深、绘画的精美绝伦、歌舞的无穷魅力、文学的绚丽多姿。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文字通俗，是读者了解藏族文化艺术的工具书，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西藏的艺术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本书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研究成果之一。该书通过文献考证、实地调查，研究藏族文化在北京传播的历史，及其对北京历史文化的影响。该书主要内容共分11部分，另加附录。一、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忽必烈与喇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的政治结缘，藏族文化开始在历史上的北京传布。1247年，萨迦派高僧萨班携侄儿八思巴等赴凉州，代表西藏各地、各教派势力，与蒙古王阔端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西藏地方正式归顺蒙古汗国。萨班圆寂后，八思巴继承为萨迦派教主，并与夺得蒙古汗国大汗、后成为元朝开国皇帝的忽必烈政治结缘，被封为帝师。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北京随着元朝统一全国事业的发展而地位不断提高。至元九年（1272年）定为国都，称为“大都”，由金朝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金中都），上升为国家京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二、帝师和一大批喇嘛僧为大都带来了藏族文化。由于历史原因，藏族关于政治、历史、自然、文学、绘画、医药、科技等知识，都汇集于宗教，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喇嘛教是藏族文化的载体，喇嘛是藏族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元朝崇奉喇嘛教，封赠八思巴和萨迦派的历任教主为帝师。同时，设置宣政院，掌管吐蕃及全国佛教事务，而以帝师领其事。元朝共封十余名帝师，他们带领大批徒众（包括维吾尔及其他各族皈依喇嘛教的僧人），为大都带来了藏族文化。三、建立喇嘛庙，把藏族文化写在了大都的蓝天。元朝历代皇帝都崇奉喇嘛教，因此，不惜耗费大量财物，在大都建造了一大批喇嘛庙，作为帝师和喇嘛们的居住、焚修之所，同时也成为帝王和达官贵族的精神寄托。凝聚了藏族文化的喇嘛庙，林立于大都，这是以特殊的建筑语言，广为宣扬藏族文化。本文结合实地调查，并通过大量文献考订，考证了元大都的主要喇嘛庙。四、皇家“做好事”，藏族文化笼罩在香烟缭绕中。元朝皇宫里，每年都要做大量的佛事活动，主要内容是由帝师为帝后传授佛戒，举行灌顶等宗教仪式，或者率领僧众做法事，为帝后祝寿祈福、禳灾祛难等，总名之为“做好事”。其名目非常繁多，仅见于史事记载的就多达30余种，每次“做好事”都要耗费大量钱财，新皇帝登极前都要先受佛戒，死后“御容”要供奉在喇嘛庙。大喇嘛的这些宗教活动，规模很大，广为人知，在香烟缭绕和梵呗声中，令人体验到藏族文化神秘的一面。五、藏族文化在元大都结硕果，中国文化史上添奇葩——蒙古国子学和藏汉大藏经对勘。藏族文化从西藏高原传到元大都之后，与传统的汉族文化和元朝从草原带来的游牧文化，经过数十年的碰撞、交流、融合，终于结出了硕果。帝师八思巴根据梵文字母，结合蒙古语特点，创造了蒙古新字（史称八思巴字），在官文书中使用。元朝还仿照汉族设国子监教授儒家文化的传统，在大都和全国各地设立蒙古国子学，以大喇嘛教教八思巴字，推动了汉、藏、蒙文化的交流；13世纪80年代中期，元朝组织藏、汉、维吾尔等各族高僧人大德和学者，历时三年，对藏汉两种不同文字的大藏经，加以核对，勘其异同，是藏汉佛教文化交流的一次大规模总结，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六、明清两代崇奉喇嘛教，一大批藏族喇嘛常驻北京。元朝灭亡之后，云集北京的大喇嘛返回了西藏。明朝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后，由于对西藏采取“因俗为治”的政策，又有大批喇嘛由西藏返回北京。明朝曾在藏封赠三大法王和五王，他们每年都要派大批喇嘛晋京朝贡。每年约有二三千名大喇嘛常驻北京，其中不少人被封为法王、西天佛子、国师等荣誉职衔，他们在京讲经传法、收徒布教，或者翻译佛经，成为藏族文化的传播者。清朝也采取“因俗习为治、利用喇嘛教统治蒙藏民族的政策。其核心是优礼喇嘛教的首领人物。顺治时五世达赖、乾隆时六世班禅各率大批喇嘛晋京朝觐，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章嘉胡图克图和一批青海大喇嘛常年驻京，为清朝奔走效劳。藏区和蒙古地区的喇嘛按年分班，轮流晋京朝见皇帝。另外，京城各喇嘛庙共有定额喇嘛约3000名，由官府供给钱粮。他们客观上对传播藏族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七、明清两代遍布京城的喇嘛庙。喇嘛庙是藏族僧人从事宗教活动和居住之所。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喇嘛则是藏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是藏族文化的文物宝库和博物馆。明、清两代由于各自的政治需要，大力推行尊崇、扶植、利用喇嘛教政策的同时，都在北京大力建造喇嘛庙。本文根据有关文献和实地调查，考证了明朝的10余座重要喇嘛庙，以及清朝的20余座著名喇嘛庙。这些喇嘛庙数量多、规模大、外观宏伟壮观，极大地丰富了北京的建筑形像，强化了北京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历史性格，同时也是藏族文化在北京的形像说明。八、大小金川一批藏族成为北京的永久居民。清朝乾隆时期，在平定四川藏区大、小金川的过程中，曾将其中的一部分藏族迁至京师，使之成为北京的永久居民。第一次是在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1747—1749年）的大金川之役后，这次迁京的主要是大金川的士兵和工匠，人数不过一二十人。第二次是在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1776年）的小金川之役结束之后，这次迁京的约计200人，主要是士兵和男女艺童。这些迁京的大小金川藏族被安置在香山附近，编为一个佐领，隶属于内务府正白旗。艺童则供奉于宫廷，把藏族音乐歌舞带进了清宫。九、藏族文化为皇家园林添彩。中国古代园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山水园林。南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士大夫园林为代表的江南园林和以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北方园林。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是宫廷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塑北京历史形像和性格的重要素材。皇家园林臻于成熟并达到历史的艺术高峰，是以清代的北京三山五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为代表，这是与吸收、融汇了藏族文化分不开的。其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极大地丰富和拓宽了园林设计思想；其次是极大地丰富了皇家园林的建筑形像；第三，藏式喇嘛庙一般是皇家园林的建筑重心，也是重要的借景和风景观赏点，因而成为园林风景构图的中心。十、故宫秘藏的藏族文化。故宫做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对北京的历史形像和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文化 的角度来说 ，它也是北京历史上藏族文化的荟萃之处：1、清朝在紫禁城内不仅建有喇嘛庙，还有大批藏式佛堂。按建筑形式可分为两大类，以雨花阁、梵华楼为代表的独立性建筑，约有35处，含于建筑之中的藏式佛堂不下10余处；2、紫禁城内设有负责管理宫中喇嘛教事务的“中正殿念经处”；3、故宫藏有大量的、丰富多彩的藏族文物，例如佛经、佛像、唐卡、法器等，不仅数量多、种类齐全，而且品相好；4、喇嘛教不仅渗透于清朝宫廷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同时也贯穿于生日大庆和丧葬活动中。十一、藏族文化与老北京的社会风俗。藏族文化从元代开始传入北京之后，与以汉族为主的老北京文化，经过数百年碰撞、相互交流、融合，终于在北京落地生根，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表现就是融汇于老北京的庙会，以及节庆活动和丧葬文化等社会风俗中。许多著名喇嘛庙定期开设庙市，成为人们进行商贸活动和游玩的场所。雍和宫打鬼等喇嘛教宗教活动，变成了老北京节庆文化的活动内容。一些喇嘛教的宗教仪式被老北京的丧葬文化吸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附录：民国初期藏族文化在北京的传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皇帝退位，北京不再大建喇嘛庙，大批皇帝的御用大喇嘛也离开了北京。但是，藏族文化并没有远离北京远去，而是以新的形式活动在北京。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编印《藏文白话报》，二、是创办蒙藏学校，教授藏文，培养藏族青年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