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成都——把什么样的成都带人2020年》是一项未来成都文化发展战略的决策研究成果。它如同走向2020年的成都文化“模型图”和实践的“路线图”，在世界一中国一中西部和历史一现实一未来的交叉点上展示了2020年成都的文化定位、结构和功能。它从成都的需要出发，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案例和经验，为面向2020年的成都文化建设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战略框架。本研究认为，面向2020年的成都文化发展战略对成都的核心定位应是“中国中西部文化之都”，即国际文化枢纽、遗产资源宝库、文化产业基地、市民共享之城。为此，要抓好四个关键：第一，把成都建设成为中西部与世界文化接轨的枢纽点和制高点。第二，把成都建设成为中西部文化资源的保存、整理和应用宝库。第三，把成都建设成为中西部文化产业的主要研发和生产基地。第四，把成都建设成为中西部率先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共享之城。

3000多年前的[部落时代]，成都就已经有柑当深厚的文化积淀。289年前的成都如惊弓之鸟。一丝丝风吹草动，都会让这座城市着凉感冒。城头变幻大王旗，[少城]易名为[满城]。夕阳映在斑驳的院墙上，看穿3000年成都的前世今生。

《成都故事百家谈》共24万字，分“江湖旧闻”、“锦里城事”、“西蜀风物”、“蜀地名人”四大板块，包括“解谜成都”、“人文成都”、“传奇成都”、“浪漫成都”等主题内容。成都群艺馆馆长龙瑜生介绍，“成都故事百家谈”已成为一个文化品牌，体现了成都深厚的文化底蕴。

立足于变化的政治格局，以侨姓的王、谢为领衔，以吴地“四姓”顾氏为处轴，以转武为文的沈氏为标举，逐一论述，既有世族大姓历经宋、齐、梁、陈四朝的风致，又有每一朝世族大姓的雅韵；既有世族大姓内部的沟通，也有其与帝室的交错；既有皇室宫苑的谱牒兴衰，世有才女的脱颖而出。多层面、多侧面、多结构，笔锋所及，力透本质。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而得名。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多与猪、龟、鸟、蝉、鱼等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这是我国最早的龙之一。

《论延安精神》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论著充分反映了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继承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和风范。论著从历史和时代的高度，遵循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述了延安精神的基本内涵，既有理论上的升华又有实践过程的描述，既有震撼心灵的故事又有催人泪下的人物，既有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有对现实的启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精神鼓舞人，为读者呈献了一个崇高的精神家园，留下了深刻的反思空间。

堕民，曾广布于浙东地区的区域性贱民，主要靠为当地居民的时令节俗和人生礼仪提供趋吉避邪的服役为生。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消融。绍兴是堕民历史最悠久、人口聚居最多、堕民特征最显明的地区。堕民被学者列入清代四类贱民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巫”，宋代以后沦为一个边缘阶层。寄附特性最为典型，对百姓的特色服役成为特有产业和寄附特权。研究堕民的目的，除了尽快掌握这真正的最后机会，收集仅存的第一手资料了解堕民外，便是透过堕民进一步了解传统中国的贱民社会。　堕民是各种贱民中研究最薄弱的一种。作者花十年之力，深入开展田野调查，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堕民的起源和形成、人口和社会结构、寄附特权、职业生活、习性、特殊信仰和习俗、地位、解放和消融等九个方面的课题。

《沈阳历史文化丛书（全10册）》史料丰富翔实，立意新颖精妙，抒写生动流畅。既回顾往昔，更立足当今。从历史纵深的审视中，不仅凸显出沈阳的过去和现在的雄浑博大，也预示着沈阳未来的辉煌。拨开尘封的历史烟雾，丛书为我们展现出金戈铁马的狼烟烽火，筚路蓝缕创业的艰辛，宫闱权谋的变幻莫测，市井民俗的千姿百态，名胜古迹的钟灵毓秀，多种文化的融铸和传承，文化精英的高风亮节，以及胼手胝足的劳动大众为创造历史的默默奉献。沈阳的先民在同恶劣自然环境的拼搏中，在同各种邪恶势力的抗争中，在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中，逐渐形成了沈阳人的乐观开朗、豪爽英武、无所畏惧，既敢于抗争又宽容和睦的宝贵品格。丛书十卷，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把握了沈阳历史文化的血脉和走向。尽管十卷丛书的作者各异，其文风也是姚黄魏紫，各有千秋，但其中的血脉和灵魂却是一以贯之的。正因如此，丛书会给我们当代的沈阳人以启迪，以智慧，以激励，以及坚强的信心和无比的勇气。“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世的沈阳人应会感激我们今天这份劳绩的。

湘学概念的范围，其上限应断自周敦颐（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三节），其下限则可确定在清末民初之际。其内容包括濂溪学、湖湘学、船山学以及近代湘学。湘学精神的现代转换与改造已具有新的时代内涵而不属于传统湘学的范围。毛泽东曾受到湘学学统的深刻影响，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与传统湘学却有本质的区别，不能归属于湘学的范畴。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周敦颐之前的湘楚文化和那个时期流寓湖南地区学者的思想，是湘学的地域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朱子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湖湘学（朱熹早年的老师胡宪是胡安国的侄子兼弟子，因此可以说朱熹是胡安国的再传弟子；而从学术观点来看，朱熹对于胡宏之学的某些观点也做了批判的继承），另一方面又对湖湘学派的发展产生过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对这种相互关系的研究，自然是湘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陆象山与张拭生于同时，其学异中寓同，同中有异；到明代阳明学兴起后，湖湘地区亦有其传播者，即所谓“湘中王学”，因此陆王心学与湘学的关系也当属于湘学史研究的范围。由于湘学的本质特征是尊崇理学，主张心性修养与经世致用、践履笃行并重，因此佛、道二教不是湘学研究的重点，但湖南地区的佛教和道教却与湖湘学统、湘学精神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此湘学史研究亦应关注本地区宗教思想的发展。以上是我们对湘学内涵以及湘学史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理解，本书各章节论述的内容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之内。

西藏在神秘中透着陌生，除了那独特的自然风貌，藏民族独特的民俗风情、生活起居都使人在一知半解中充满迷茫与向往。当你进入藏族人家，迎接你的将是热情的藏族同胞，端上来的热腾腾的酥油茶。在充分了解到那种独特民族风情的时候，也许你已经融入到藏民族和生活中，从轻歌曼舞中感受到了快乐…… 《话说西藏》就是这样一部全景扫描式的百科全书式图书。全书以西藏为主题，由5000年来的变革纵横交织起一幅历史画卷，所以既有凭高总览的宏阔，又有局部细微的精密。更难得的是书中收录的大量珍贵照片，使其成为几万年时间长河的逼真图鉴，成为个人纵目一览的斑斓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