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名词，位于今天的前门外大栅栏附近，清末民初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并因其曾是赛金花和小凤仙 一系列传奇故事的发生地，至今仍常被人提及。八大胡同在当时并非简单的风月场所，在某种程度上也近似于公共空间，同时也是那段政局动荡、暗中酝酿着变革力量的时代的小小缩影。清末民初，政客、文人、商贾以及妓女，各色人 频繁出入于八大胡同，上演过一幕幕悲欣交集的剧情。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八大胡同，不仅仅是销金窟，风流地，它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一面凹凸镜。要想了解老北京的历史，哪里能够迈过它？”随着近年日渐加快的城市改建步伐，这片独具特色的历史区域将会逐渐消失。正因此，肖复兴一次次前往实地，访问健在的老妓女及见证过八大胡同兴衰的老人，去档案馆查阅当时的档案资料，拍摄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照片。在作者极具个性的文字和影像描绘中，强大的政治变革力与无名妓女寒微的生命力时时纠结在一起，八大胡同的几次历史浮沉、以及曾行走其间的人物命运，读来颇令人感慨动容。《八大胡同捌章》，全书共八个章节，从多个角度呈现了八大胡同的历史风貌，为行将消失的八大胡同留存了一份详细的、最后的记录。作者的笔严谨而生动，他对历史陈迹八大胡同的叙述，是一次最具个人性的人文地理探索。读者亦不妨参照此书，前往大栅栏地区一游，亲身来体验内涵丰富的北京。

《非物质文化遗产纵横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级研讨班论文集》是2006年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级研讨班的同志，根据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后所撰写的一批论文。文章选题丰富，理论联系实际，对推动和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纵横谈：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级研讨班论文集》收集了由北京市文化局社文处、北京群众艺术馆、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联合主办的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级研讨班学员撰写的论文31篇，所写论文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也倾注了学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热爱之情。为便于探讨和交流，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将全部论文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归纳为六个专题。此外，还在书前将高研班举办的过程以剪影的形式附列，书尾部增加了特稿，以便读者全面了解高研班的概貌。

泰州人文荟萃，历史久远.“儒风之盛、夙冠淮南”，历史上一直足文化昌盛之地，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丰富的革命文化积淀，素有“汉唐名郡、淮海名区”之称。就目前研究来看，泰卅I有海陵县建制明确记载的时间是在西汉元狩六年（前117），如果从此算起，已有两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岁月的流逝，带来了泰卅l地域和空间面貌的沧桑之变，却遮掩不住泰州文化魅力的神韵飞扬。两千多年的岁月流转，沉积r泰州肥沃深厚的文化土壤，形成了泰州重教倡文的文化传统，扎下了泰州1名人辈出的文化根底，孕育了泰州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生成'r泰州融合创新的文化品性，铸就了泰州坚忍不拔的文化风骨……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独具特色的水文化、盐税文化、宗教文化、戏曲文化和革命文化，是华夏文明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从这里走出的书法理论家张怀罐、教育家胡瑗、“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地质学家丁文江、文学史家朱东润等，均是中华文明陶冶出的精英和骄子。博大精深的泰州优秀文化，凝成一种与时俱进、开拓向前的文化力量，它像一面旗帜，引领着泰州人民融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滔滔洪流之中，为理想信念而奋斗，为美好生活而搏击，成为激励一代代泰州儿女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历经沧桑而风采依然。

《现代北京》重点介绍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各项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现代化风貌，并以北京是“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功能定位为主线，展望了北京的发展前景。北京城市建设的历史非常悠久，每一座建筑都是一段历史的印记。

藏族族源〔西羌说〕的缘起及其不成立性从旧石期晚期文化遗有看黄河流域人群向川西高原的迁徙关于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的考订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附国与吐番。《格萨尔》英雄史诗与康巴文化精神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外地人说四川人“不成器”，因为老子说“君子不器”。这是四川到道家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的迥异之处。他们也爱自由，诚如裴多菲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四川人并不是默默无闻的，试看当今文化界、娱乐界乃至企业界，哪里没有四川人的身影。四川人也为生存奔忙，但他们也懂得享受生活。他们有一种在挣钱和生活之间求平衡的心态。他们会搬张小板凳，泡碗青瓷茶碗装的浓茶，悠闲地晒着太阳，摆着龙门阵。作家林文询说：“成都人就生活在龙门阵，犹如他们大半辈子都浸泡在浓茶中一样。他们的文化滋养、历史知识乃至人情世故、生活经验等等，很多都是得益于这些源远流长无所不包的生动活泼风味无穷的龙门阵。”因此，人们总是习惯用“世俗”来形容四川人。世俗，学问是很大的，作家阿城说：“世俗里‘世’，实在是大；世俗之大里的‘俗’又是花样百出。”四川人就是永远活的那么精彩，那么有滋味。

《泉州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作者们从中外文化互动的角度，对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地位、作用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泉州诸多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珍贵文化遗存，既有宏观上的研究，也有微观上的分析，有的学者还就泉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一事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该书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学术性，对了解、研究泉州和海上丝绸之路及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具有积极的作用。

本书以实证的方法来探讨嘉道之际扬州、常州的文化，比较其特点异同，从时代背景、地域环境、学术传承等几方面探究其成因，阐述两个地区学人、学派的经世精神，具体论述他们在经古文、经今文、词学等领域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并勾勒出两地文化的总体面貌。

中国地大物博，地势西高东低，自西而东构成了三级阶梯，从雪域高原过渡到山地、盆地，再过渡到丘陵和平原。气候同样是复杂多样，从南到北跨越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等气候带。与这种地理形态的自然级差相对应，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筛选和积淀，创造了多元而丰富的文化。就文化类型来说，尽管狩猎与采集类型和斯威顿耕作类型正在逐渐告别自己的舞台，但鄂伦春、鄂温克等狞猎民族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依然在顽强地赓续这两种文化传统的香火，它们和畜牧类型、农业类型、工业类型等交相辉映，五种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类型在广袤国土上呈现出奇妙的并置状态。从中国的东部走向西部，犹如置身于一条奇妙的时间走廊，在岁月的河流上逆流而动，让你感受到从后现代、现代上溯到前现代社会的文化时差。生存环境的多样化催生了文化的多样性，恰如美国历史学家B.M.费根所言：“文化是我们适应所处的环境的重要手段。”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和东北等地区。“边缘”意味着多种可能性，意味着多元的文化融合，边缘地带与中心地区的交流互动，能够激发社会、经济、文化的多重活力。边缘与中心的异质异趣的相互沟通，相互补充，相互激发，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丰富的、具有创造活力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生态。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以美文笔法，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视野，对广西边缘地区自然风貌、稻作文化、历史世相，以及民居、民艺、民俗等进行了审美化的描述，对其文化生态进行了深层的、立体的散点透视。这是一个壮人眼里和心中的红土之歌，这是一位壮族作家的文化寻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著名散文家冯艺，继《桂海苍茫》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后，再次以一颗赤子之心抒写了壮族历史文化，由青岛出版社出版推出新散文集《红土黑衣》。这是我国著名学者黄发有主编的“边缘中国”丛书的一本。

这本小书《天桥旧话》在天桥和天桥市场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上我们是这样处理的：其一，现今看来，将天桥的历史上溯至元代，比较困难。因为专门记载元大都历史的《析津志》已散佚多年，近年虽有《析津志辑佚》出版，但该书只不过是从各种古籍中有关《析津志》的记述辑佚而成。在这本《析津志辑佚》上只有“丽正门南第一桥、第二桥、第三桥”极简单的论述，没有天桥和天桥地区状况的记载。我们认为只有到了明永乐年间，山川坛（天坛）和先农坛落成后，天桥一带地区的历史才算出现。其二，天桥市场出现于何时，据《天咫偶闻》书中记载：“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今日天桥左边，亦无洒楼，但有玩百戏者，如唱书、走索之属耳。”这是最早记载商人在天桥设摊卖货，艺人在天桥卖艺的情况。《天咫偶闻》的作者震钧生于清成丰七年（1857），卒于民国九年（1920）。该书刻刊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书中所记，多是作者所见所闻，十分可信。所以根据《天咫偶闻》的记载天桥市场出现于清末。其三，天桥市场范围有多大，当年在天桥市场卖艺的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在他著的《江湖丛谈》中是这样写的：“天桥市场地势宽阔，面积之大，在北平算是第一。各省市的市场没有比它大的。东至金鱼池（不包括），西至城南游艺园（不包括），南至先农坛、天坛两门，北至东西沟沿，这些个地方糊里糊涂地都叫天桥市场。”另外又如《北平日报》记者在1930年2月16、17目《天桥（商场）社会调查》上记载：“天桥（商场）在前门大街南首，石桥西南面积不过二亩，地势略洼，夏季积水，雨后数以炉灰秽土。北隅又有明沟秽水常溢，臭气冲天，货摊陈杂，游人拥挤，此乃二十年前之天桥也。……天桥臭沟重修改为马路，桥南创建水心亭，面积已然扩大十倍，先农坛外坛拆除，桥东又建估衣市。如今天桥地基，纵横已有二十亩（估数）之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