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草原精神文化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子项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要交付出版了，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还有些忐忑、有些遗憾。说实在的，从动笔写作到交稿，历时一年有余，直到进行全书统稿的时候，似乎才找到了感觉，才真正开始进入角色，才发现有一些观点、想法没有充分展开，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有些问题论述得还很肤浅，没有深入下去；全书的观点、材料以至谋篇布局，都还有不少欠缺，如有可能做进一步完善，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课题结项的期限已到，不能因为我们一项子课题而影响整个研究的工程的进度，只好不很情愿地交稿了。或许，科研工作注定是一项留下遗憾的工作。因为，整个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思考、探索的过程，有些认识直到最后才形成，有些毛病和问题直到最后才发现，即使是原来满以为找到了不容置疑的答案的东西，到了后来才发现原来那只是寻找答案的开始。这或许就是每一个阶段的研究，只能是新一轮研究的基础，只能是供别人和自己日后超越的一个标尺的原因吧。草原文化研究是个新课题，开展系统的研究迄今不过也就几年。草原文化研究的困难恰恰在于草原文化这一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和外延的广阔性。我们说，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地域范围内的文化。它不是单一民族的文化形态，是生发在草原这一地域范围之内的历代各民族文化经过无数次裂变-聚变-裂变的反复整合而形成并被传承下来的草原各民族文化的集合体。在民族文化层面上，草原文化不仅包含了诸如匈奴、柔然、鲜卑、突厥、蒙古等历史上的各个民族接续下来的文化，而且还包括并存于同一历史时期内的各个民族的文化，如今天的草原文化不仅包括蒙古族文化，而且还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的文化；草原文化是复合型文化，由基于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经济类型的多个文化子系统构成的复合型文化形态。在草原这个自然地理环境中，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狩猎采集文化、原始混合型文化、畜牧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尽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之上的游牧文化在整个草原文化当中居于主导地位，以至使人们往往将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等同起来，但只要我们认真回顾历史就不难发现，游牧生产方式历来都与程度不同的狩猎、农业等其他生产方式相伴相随而发展，从而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具备了复合型文化的品质；草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从形成到现在历经数千年，一代代传承下来，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不仅依然保持着固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要素，而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变革、时代的前进，吸纳了大量活性元素，内涵得以丰富，外延得以扩展，正在以崭新的姿态走向未来。因此，草原文化既是古老的传统文化，又是鲜活的现代文化，既可以指代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草原人群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也可以指代今天的各民族草原儿女所置身于其中的活态文化。作为历史文化概念，草原文化是指以游牧文化为主导的、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作为现实文化概念，是指在草原传统文化基础上融入诸多现代文化要素和多民族文化要素，同时依然保持其鲜明特色的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断融汇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延伸、升华，实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现了草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载体的时代风貌。以草原上千百年来盛行的传统节日那达慕来说，已经被赋予了时代内涵，它所要展示和表达的已经不单是草原人们的娱乐竞技，而是增强了文化与生产、商贸、旅游等经济生活的联系，极大地丰富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内涵，实现了草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对接，更加凸显了民族、地域特有的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草原文化中的节庆、旅游、祭祀、娱乐、餐饮、医药、服饰、工艺、歌舞、文学艺术等都在实现与现代文明之间双向互需的有机结合。草原文化以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成果，实现发掘、更新、重构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现代文明也在与草原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实现领域和形式。草原文化的现代文明意义，还体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如前所述，以天人和谐相处为根本特质的草原文化，不仅含有丰富的处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资源，而且具有这方面实践活动和实际经验以及这一实践活动结下的丰硕果实。当我们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辽阔的草地、森林资源千百年来基本得到保护，形成我国北方的一道绿色生态屏障，为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草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内在要求有更深刻的历史感悟。草原文化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在认同和促进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伟大历史作用，这种作用迄今为止仍然是我们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大团结，构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社会的根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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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名门才俊》为当今的读者开启了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欣赏我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领略历代名门才俊的旷世风采。从书的性质而言，它应该属于传统的“谱牒——姓氏之学，，的范畴，但编著者谋求突破与创新的意图，是每位细心的读者可以感受到的。借用宋代大名士辛弃疾《水调歌头·赋松菊堂》的词句“却怪青山能巧，政尔横看成岭，转面已成峰。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来表述本人先睹为快之后的感觉，是恰如其分的。

本书是“北方文明讲坛”系列之一的《西辽河流域早期青铜文明》分册，书中具体围绕以下方面展开研究：西辽河流域自然环境的基本特征、赵宝沟文化与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与研究、夏家店下层文化性质分析、考古学文化类型划分与年代分期等。

在古代文献中，《周地图记》最早提出古相如县因“相如坪相如故宅”而得名的命题，以后历代论述不绝如缕。清人王培苟进一步肯定相如籍贯“实今之蓬州人”。这个被人们一直忽视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邓郁章等南充、蓬安学者加以揭橥。并组织和联系省内外学者。

本书是“北方文明讲坛”系列之一的《古代西辽河流域的游牧文化》分册，书中具体围绕以下方面展开研究：西辽河流域游牧文化起步的考古学渊源、契丹游牧文化的整体特征、汉代鲜卑的考古学发现、蒙古族游牧文化的起源及其演变、北元政权与北方地区的风俗文化等。

草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断融汇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延伸、升华，实现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现了草原文化作为现代文明重要载体的时代风貌。以草原上千百年来盛行的传统节日那达慕来说，已经被赋予了时代内涵，它所要展示和表达的已经不单是草原人们的娱乐竞技，而是增强了文化与生产、商贸、旅游等经济生活的联系，极大地丰富了民族团结进步的内涵，实现了草原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对接，更加凸显了民族、地域特有的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草原文化中的节庆、旅游、祭祀、娱乐、餐饮、医药、服饰、工艺、歌舞、文学艺术等都在实现与现代文明之间双向互需的有机结合。草原文化以特有的方式吸纳现代文明的成果，实现发掘、更新、重构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现代文明也在与草原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实现领域和形式。

马得先生及其漫画，漫画家叶冈先生介绍得恰如其分：“马得姓高，高个儿，像个关东汉子，他的画却天真存趣。关于马得先生的情歌漫画作品，2000年7月18日上海《新民晚报》登载的王鲁湘评论就很贴切：”很早就看过马得的水墨戏曲人物，为其稚拙却洗练、夸张而传神的艺术语言所折服。实在没有想到马得为贵阳少数民族情歌画的插图这么精彩，精彩过他的戏曲人物多多！这样原始又这样现代的漫画语言实在罕见。这样稚拙又这样诗意的漫画境界过去没有，现在更没有。奇怪的是，在商业文明和市井环境中的情歌总是赤裸地指向性，而偏僻山野中的贵阳少数民族情歌却总在热辣辣地讴歌爱情，纯真、热烈、爽快、执著、决绝，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爱恨分明。马得用怪诞诡异的笔墨塑造了一个远离市民社会的爱情伊甸园，童话般天真浪漫。贵阳因其周边地区，民族风情浓郁，汉、苗、布依、侗、彝、水等各民族在这里世代居住。各民族村寨依山而筑，傍水而居，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因此本书出版时，定名《漫画情歌》。

客家民系及其社会文化，是海峡两岸学界共同关注的一个学术热点。2006年元月，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在厦门市共同举办了“全球客家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本册子就是这次研讨会论文的选集。我们之所以要举办这样的一次研讨会，是因为我们希望客家区域文化的研究，能够在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下寻求某些新的突破。所谓客家文化的研究，是无法用单一的学科概念予以概括的。在跨学科的视野下开展相互渗透性的综合研究，应该是推进客家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趋向。正因为如此，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学科机构，才有了共同的学术基础和举办客家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浓厚兴趣。在会议的筹备过程中，我们刻意地联络了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等各个学科的学者一道来参加这次会议。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关心的角度来考察客家区域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更加丰富多彩地反映出客家区域文化的整体形象。这个册子里所选编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们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