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地原点所在地的陕西，既是当代中国的地理中心，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心。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的一幕幕激荡人心的历史活剧，因其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中国历史进程所具有的标志性和决定性的作用，而无不浓墨重彩地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总之，在陕西这个大舞台上演的历史活剧，既上牵江山社稷，又下连黎民百姓；既事关中国的前途，也牵动世界的命运；既影响着生产方式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沿袭，也影响着上层建筑的演进、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的塑造；既决定着古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也跨越时空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可以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陕西历史构成了中国文化的血脉筋骨，承载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荣耀，谱写了中华文明最重要、最耀眼的华彩乐章。

《老北京叫卖调》是一部用文字、图片、乐谱、音响全面记录老北京叫卖调这种民俗音乐文化的著作。书中收录叫卖调达八百多首，原唱者大都是亲身经历旧京时代的商贩、各行手艺人和各阶层人士，涉及叫卖商品一百多种，同时还提供老北京市井文化、饮食文化、商业叫卖文化等诸多信息，为读者勾勒出一个原汁原味的老北京市井风貌图，使您能够从中品味老北京民俗风情，感悟老北京的岁月变迁。书后附赠叫卖调音响资料，精选70首具代表性的老北京叫卖调，其中部分收录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街头采录的珍贵历史遗音。

上海徐家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门户。徐家汇的土山湾是中国西洋画的摇篮、近代上海工艺和海派文化的源流，也是中国工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先导。1891年，一思先生在《益闻录》中诗赞土山湾：“曾不让泰山，林泉幽且间。”清同治三年（1864年），上海耶稣会在此建立土山湾孤儿院，创办了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中国近代的新工艺，如西洋油画、木雕泥塑、彩绘玻璃、印刷出版以及镀金镀镍等皆发源于此。土山湾制作的许多作品还代表中国参加法国、比利时、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世界博览会，让西方世界真正领略到东方文化独特的艺术魅力。“好鸟鸣岩树，凉风生涧湾。”一批中国近代美术家、教育家、艺术家和工艺大师从土山湾走出，一批批学有所长的成年孤儿走向社会，有的成为印刷、机械、电工等方面的技术人才，有的自己开办作坊、工厂，成为私营业主，共同推进了新技术、新工艺、新事物在中国的发展，推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着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闭门，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使得土山湾及其文献资料散失轶尽，荡然无存。为了挖掘这段被湮没的历史文化，2008年6月20日，徐汇区文化局联合复旦大学历史系和宗教学系、《新民晚报》社副刊部、徐家汇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共同举办了“土山湾文化历史”讲坛。

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文化总和。每一个民族总是生活在既成的文化环境中，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密码，并且一代代薪火相传。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根。

《岭外汉风：汉族卷》以图文并茂为特点、以作家视角切入和文学化语言为阅读诱惑，全面、系统、深入、鲜活的叙述中向读者展示了广西汉族文化的鲜明特色和品格魅力，让人们在惬意的阅读中步入五彩斑斓的广西民族文化长廊。

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文化总和。每一个民族总是生活在既成的文化环境中，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密码，并且一代代薪火相传。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根。民族文化中蕴涵的优秀精神品质可以在经过动态解读之后，与现代思想相结合，在形成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起到非常深刻也非常直接的作用。广西是一个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民族自治区，各民族的文化既各具个性空间，又在自我发展中不断交流与沟通，这种文化上的多样性，使人们对广西这片神奇的土地有了更多样的文化感知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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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文化总和。每一个民族总是生活在既成的文化环境中，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密码，并且一代代薪火相传。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之根。

《杭商的文化学特征与杭州人文精神》是杭商研究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杭商是一个当代文化学概念，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地域商人群体，而不以历史上的商帮为形态特征，但也有很长的历史文化渊源。杭商概念的提出主要体现的是地域人对地域经济文化模式的自我认同或者某种程度上的自信。杭商内含古代都市经济、近代工业经济和当代草根经济三种经济元素，其发生与自然和文化地缘极大相关，具有“浙学”意义上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与杭州人文精神构成互动关系。杭州人文精神影响了杭商，而杭商又是杭州人文精神的建设者。杭商以精明稳健见长，也出现网商等超越性的智商，并有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创业主体身份的自觉和认同，具有杂多聚敛与非确定地域人格、和谐群处与：“个众”分布、以道制胜和精致谋利、回应时代与回应于时代等文化学特征。但是杭商也有超稳定工业文化乃至农业文化心理结构，总体上未走出传统工商业的围城，没有真正完成后工业或后现代意义上的人格蜕变和企业家精神塑造，而成就为公民社会或世界公民社会的主体。

2009年12月10日至11日，由惠州学院发起并举办的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全国文明城市惠州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河北、江苏、浙江、湖北、海南、广东等7省市80余位代表；会议收到论文70多篇，内容涉及东江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多家新闻媒体对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从不同侧面作了宣传报道，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反响。为了巩固和延续这次学术研讨会的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根据惠州学院院长杨海涛教授的意愿，尤其是按照暨南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具体要求，我们自会议结束后即着手编辑这部论文集的工作。起初，我们决定将70多篇文章全部收入论文集，且通知各位作者按照要求作了规范性修改，以示对各位作者的尊重并体现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的论文之全貌。可是，因篇幅有限，经与出版社编辑反复磋商，最终将与“东江文化”主题较为密切的近50篇文章收入，作为本文集主体。同时，收入领导讲话或致辞3篇。“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虽已发表于《惠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但因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研讨会论点，也一并收入。为了体现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论文全貌，尤其表示对未及收入本论文集20余篇论文作者的尊重，特列首届东江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及论文名录附录于书末。未及收入本论文集的20余篇论文，或因与“东江文化”这个主题关系不紧密，或因学术色彩稍欠明显，关键原因，则在于篇幅有限，只好忍痛割爱，敬乞各位作者谅解，并请接受我们对各位作者的歉疚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