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同一个民族一样，若忘记自己的历史，忽略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就失去创新的根基，缺乏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也可以说，没有了灵魂。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沈阳市，被史家称为“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悠悠两千三百年，沈阳从一个军事哨所，到现代大都市。其发展过程，充满了先祖们奋斗的血汗，卓越的智慧，不屈不挠的毅力。豪迈刚烈的精神品格……这一切，凝聚成以沈阳为代表的关东文化的独特风貌。对这种文化风貌的探究、展现和弘扬，是当代沈阳人承担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许多有志于此的有识之士，做了大量工作，撰写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然而，不必讳言，工作还是初步的，还缺乏对沈阳历史文化深入探讨、全面研究和系统总结。因而也就不能适应和满足沈阳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的需要。

《西藏的艺术》全面介绍了西藏的建筑艺术、绘画艺术、歌舞艺术和文学艺术；展现了西藏建筑的博大精深、绘画的精美绝伦、歌舞的无穷魅力、文学的绚丽多姿。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文字通俗，是读者了解藏族文化艺术的工具书，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西藏的艺术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民族特色。

本书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研究成果之一。该书通过文献考证、实地调查，研究藏族文化在北京传播的历史，及其对北京历史文化的影响。该书主要内容共分11部分，另加附录。一、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忽必烈与喇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的政治结缘，藏族文化开始在历史上的北京传布。1247年，萨迦派高僧萨班携侄儿八思巴等赴凉州，代表西藏各地、各教派势力，与蒙古王阔端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西藏地方正式归顺蒙古汗国。萨班圆寂后，八思巴继承为萨迦派教主，并与夺得蒙古汗国大汗、后成为元朝开国皇帝的忽必烈政治结缘，被封为帝师。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北京随着元朝统一全国事业的发展而地位不断提高。至元九年（1272年）定为国都，称为“大都”，由金朝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金中都），上升为国家京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二、帝师和一大批喇嘛僧为大都带来了藏族文化。由于历史原因，藏族关于政治、历史、自然、文学、绘画、医药、科技等知识，都汇集于宗教，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喇嘛教是藏族文化的载体，喇嘛是藏族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元朝崇奉喇嘛教，封赠八思巴和萨迦派的历任教主为帝师。同时，设置宣政院，掌管吐蕃及全国佛教事务，而以帝师领其事。元朝共封十余名帝师，他们带领大批徒众（包括维吾尔及其他各族皈依喇嘛教的僧人），为大都带来了藏族文化。三、建立喇嘛庙，把藏族文化写在了大都的蓝天。元朝历代皇帝都崇奉喇嘛教，因此，不惜耗费大量财物，在大都建造了一大批喇嘛庙，作为帝师和喇嘛们的居住、焚修之所，同时也成为帝王和达官贵族的精神寄托。凝聚了藏族文化的喇嘛庙，林立于大都，这是以特殊的建筑语言，广为宣扬藏族文化。本文结合实地调查，并通过大量文献考订，考证了元大都的主要喇嘛庙。四、皇家“做好事”，藏族文化笼罩在香烟缭绕中。元朝皇宫里，每年都要做大量的佛事活动，主要内容是由帝师为帝后传授佛戒，举行灌顶等宗教仪式，或者率领僧众做法事，为帝后祝寿祈福、禳灾祛难等，总名之为“做好事”。其名目非常繁多，仅见于史事记载的就多达30余种，每次“做好事”都要耗费大量钱财，新皇帝登极前都要先受佛戒，死后“御容”要供奉在喇嘛庙。大喇嘛的这些宗教活动，规模很大，广为人知，在香烟缭绕和梵呗声中，令人体验到藏族文化神秘的一面。五、藏族文化在元大都结硕果，中国文化史上添奇葩——蒙古国子学和藏汉大藏经对勘。藏族文化从西藏高原传到元大都之后，与传统的汉族文化和元朝从草原带来的游牧文化，经过数十年的碰撞、交流、融合，终于结出了硕果。帝师八思巴根据梵文字母，结合蒙古语特点，创造了蒙古新字（史称八思巴字），在官文书中使用。元朝还仿照汉族设国子监教授儒家文化的传统，在大都和全国各地设立蒙古国子学，以大喇嘛教教八思巴字，推动了汉、藏、蒙文化的交流；13世纪80年代中期，元朝组织藏、汉、维吾尔等各族高僧人大德和学者，历时三年，对藏汉两种不同文字的大藏经，加以核对，勘其异同，是藏汉佛教文化交流的一次大规模总结，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六、明清两代崇奉喇嘛教，一大批藏族喇嘛常驻北京。元朝灭亡之后，云集北京的大喇嘛返回了西藏。明朝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后，由于对西藏采取“因俗为治”的政策，又有大批喇嘛由西藏返回北京。明朝曾在藏封赠三大法王和五王，他们每年都要派大批喇嘛晋京朝贡。每年约有二三千名大喇嘛常驻北京，其中不少人被封为法王、西天佛子、国师等荣誉职衔，他们在京讲经传法、收徒布教，或者翻译佛经，成为藏族文化的传播者。清朝也采取“因俗习为治、利用喇嘛教统治蒙藏民族的政策。其核心是优礼喇嘛教的首领人物。顺治时五世达赖、乾隆时六世班禅各率大批喇嘛晋京朝觐，曾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章嘉胡图克图和一批青海大喇嘛常年驻京，为清朝奔走效劳。藏区和蒙古地区的喇嘛按年分班，轮流晋京朝见皇帝。另外，京城各喇嘛庙共有定额喇嘛约3000名，由官府供给钱粮。他们客观上对传播藏族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七、明清两代遍布京城的喇嘛庙。喇嘛庙是藏族僧人从事宗教活动和居住之所。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喇嘛则是藏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也是藏族文化的文物宝库和博物馆。明、清两代由于各自的政治需要，大力推行尊崇、扶植、利用喇嘛教政策的同时，都在北京大力建造喇嘛庙。本文根据有关文献和实地调查，考证了明朝的10余座重要喇嘛庙，以及清朝的20余座著名喇嘛庙。这些喇嘛庙数量多、规模大、外观宏伟壮观，极大地丰富了北京的建筑形像，强化了北京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历史性格，同时也是藏族文化在北京的形像说明。八、大小金川一批藏族成为北京的永久居民。清朝乾隆时期，在平定四川藏区大、小金川的过程中，曾将其中的一部分藏族迁至京师，使之成为北京的永久居民。第一次是在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1747—1749年）的大金川之役后，这次迁京的主要是大金川的士兵和工匠，人数不过一二十人。第二次是在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1776年）的小金川之役结束之后，这次迁京的约计200人，主要是士兵和男女艺童。这些迁京的大小金川藏族被安置在香山附近，编为一个佐领，隶属于内务府正白旗。艺童则供奉于宫廷，把藏族音乐歌舞带进了清宫。九、藏族文化为皇家园林添彩。中国古代园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山水园林。南宋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士大夫园林为代表的江南园林和以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北方园林。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是宫廷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塑北京历史形像和性格的重要素材。皇家园林臻于成熟并达到历史的艺术高峰，是以清代的北京三山五园和承德的避暑山庄为代表，这是与吸收、融汇了藏族文化分不开的。其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极大地丰富和拓宽了园林设计思想；其次是极大地丰富了皇家园林的建筑形像；第三，藏式喇嘛庙一般是皇家园林的建筑重心，也是重要的借景和风景观赏点，因而成为园林风景构图的中心。十、故宫秘藏的藏族文化。故宫做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对北京的历史形像和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从文化 的角度来说 ，它也是北京历史上藏族文化的荟萃之处：1、清朝在紫禁城内不仅建有喇嘛庙，还有大批藏式佛堂。按建筑形式可分为两大类，以雨花阁、梵华楼为代表的独立性建筑，约有35处，含于建筑之中的藏式佛堂不下10余处；2、紫禁城内设有负责管理宫中喇嘛教事务的“中正殿念经处”；3、故宫藏有大量的、丰富多彩的藏族文物，例如佛经、佛像、唐卡、法器等，不仅数量多、种类齐全，而且品相好；4、喇嘛教不仅渗透于清朝宫廷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同时也贯穿于生日大庆和丧葬活动中。十一、藏族文化与老北京的社会风俗。藏族文化从元代开始传入北京之后，与以汉族为主的老北京文化，经过数百年碰撞、相互交流、融合，终于在北京落地生根，成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表现就是融汇于老北京的庙会，以及节庆活动和丧葬文化等社会风俗中。许多著名喇嘛庙定期开设庙市，成为人们进行商贸活动和游玩的场所。雍和宫打鬼等喇嘛教宗教活动，变成了老北京节庆文化的活动内容。一些喇嘛教的宗教仪式被老北京的丧葬文化吸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附录：民国初期藏族文化在北京的传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皇帝退位，北京不再大建喇嘛庙，大批皇帝的御用大喇嘛也离开了北京。但是，藏族文化并没有远离北京远去，而是以新的形式活动在北京。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编印《藏文白话报》，二、是创办蒙藏学校，教授藏文，培养藏族青年人才。

《古今二十四孝》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近些年，国学教育悄然升温，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深切关注，这无疑是一件好事。重建国学，不仅是中华民族强大自信的标志，而且也是进入世界多元文明体系、开展文化对话的时代为我们提出的要求。在中国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历史时期，进行世界范围的文明对话，必须凸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不能盲目崇外，不能丢掉传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应该认识到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时代意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代以来，国学势微，国学的意义和地位遭到质疑，甚至被否定。正如英国庄士敦先生1913年所说的那样：“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的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

扬州地处长江、淮河交汇之地，景色宜人，气候温和，乃中外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不仅风光绮丽，且人物妖娆，自古有扬州出美女的佳话。加之饮食恬淡，故女子肤色多细腻、白皙而微红，正所谓“钟灵毓秀”。 扬州女孩用“小家碧玉”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的，她们大多安静恬淡，柔婉可人，闺秀型居多。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扬州女人更是如此，她们娉娉婷婷地走向你，如吟诗般的温存软语，似夜莺低声呢喃，让人心醉，这样的柔美女子，更能迷醉男人心，那种柔婉自如的气质如同江南山水一样令人心动。 扬州是水网交织、波光潋滟的水乡，扬州女人就像那清澈透明的水，温润，清爽。她们占有了一份得天独厚的良好生存环境和生活氛围，这使她们更多蒙受了上天的偏爱，出落得一个个如花似玉，貌若天仙。 “扬州出美女”不知道已经流传了多少年。杜牧当年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姓名”。历史上扬州美女虽多出“青楼”，但都才貌双全、琴棋书画兼备，为历代文人所流连。古代文人对扬州女人有着独到的鉴赏力，秦少游一句“柔情似水”成了多少男子的择偶标准和多少女孩子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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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述了历史悠久、风格各异单人巴蜀古镇，展现了其独特的历史风韵。包括西部客家第一镇—洛带、古朴幽静的福宝古镇、天府南来第一州—平乐、泸沽湖边的女儿国、长江浪淘李庄事等。

《噶举道次第（上下）》是本西藏佛经读本，是噶举日常念诵集，汉藏双语读本，译文全部由实修者开示讲解。具足智悲力文佛，悲悯我等有情众，无始任运勤利他，广宣续经示菩提！无上续部金刚语，吾虽匮乏解证力，久祈胜传上师故，加持如雨降心田： 友师鞭策斧正喝，惠赐耳传殊胜语，为利自他慈母故，生起些许翻译胆！ 译文仅供参考。

《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崛起研究》是对永嘉学派的研究。永嘉学派在历史上是一个地域特征非常鲜明的学派，其主要成员都是温州籍人士，其学说在南宋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在宋、元文献中，永嘉学派多次被论者与朱、陆之学相提并论，黄震就以朱熹、陆九渊、陈亮、陈傅良为南宋学术的四大家，而叶适“混然于四者之间”，其中陈傅良、叶适都是永嘉学派的成员。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中，全祖望关于永嘉学派（“水心之学”）是与朱熹的朱学、陆九渊的陆学鼎足而三的论断，则进一步肯定了永嘉学派的历史地位。然而在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格局中，永嘉学派研究只是很小的一支，对这一学派的研究历来不是学术界的主流。从永嘉学派诞生之日起，对它的研究和评价无不以程朱理学为参照系，似乎永嘉学派的理论特色只能从与理学的比较中才能彰显，在历史上，只有当人们发现理学不能应对时代的新挑战时，才想起永嘉学派的独特价值。这种研究路线延续至今，基本上仍居于主流地位。可喜的是，新的研究风气也在渐渐改变这一格局。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特色鲜明、灿烂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我们对其丰富的内涵进行了发掘、整理和研究，从而形成《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岭南文化知识书系》是一套普及读物，有利于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选题广泛，覆盖面广，力求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