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实证的方法来探讨嘉道之际扬州、常州的文化，比较其特点异同，从时代背景、地域环境、学术传承等几方面探究其成因，阐述两个地区学人、学派的经世精神，具体论述他们在经古文、经今文、词学等领域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并勾勒出两地文化的总体面貌。

中国地大物博，地势西高东低，自西而东构成了三级阶梯，从雪域高原过渡到山地、盆地，再过渡到丘陵和平原。气候同样是复杂多样，从南到北跨越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等气候带。与这种地理形态的自然级差相对应，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筛选和积淀，创造了多元而丰富的文化。就文化类型来说，尽管狩猎与采集类型和斯威顿耕作类型正在逐渐告别自己的舞台，但鄂伦春、鄂温克等狞猎民族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依然在顽强地赓续这两种文化传统的香火，它们和畜牧类型、农业类型、工业类型等交相辉映，五种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类型在广袤国土上呈现出奇妙的并置状态。从中国的东部走向西部，犹如置身于一条奇妙的时间走廊，在岁月的河流上逆流而动，让你感受到从后现代、现代上溯到前现代社会的文化时差。生存环境的多样化催生了文化的多样性，恰如美国历史学家B.M.费根所言：“文化是我们适应所处的环境的重要手段。”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和东北等地区。“边缘”意味着多种可能性，意味着多元的文化融合，边缘地带与中心地区的交流互动，能够激发社会、经济、文化的多重活力。边缘与中心的异质异趣的相互沟通，相互补充，相互激发，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丰富的、具有创造活力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生态。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以美文笔法，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视野，对广西边缘地区自然风貌、稻作文化、历史世相，以及民居、民艺、民俗等进行了审美化的描述，对其文化生态进行了深层的、立体的散点透视。这是一个壮人眼里和心中的红土之歌，这是一位壮族作家的文化寻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著名散文家冯艺，继《桂海苍茫》获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后，再次以一颗赤子之心抒写了壮族历史文化，由青岛出版社出版推出新散文集《红土黑衣》。这是我国著名学者黄发有主编的“边缘中国”丛书的一本。

这本小书《天桥旧话》在天桥和天桥市场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上我们是这样处理的：其一，现今看来，将天桥的历史上溯至元代，比较困难。因为专门记载元大都历史的《析津志》已散佚多年，近年虽有《析津志辑佚》出版，但该书只不过是从各种古籍中有关《析津志》的记述辑佚而成。在这本《析津志辑佚》上只有“丽正门南第一桥、第二桥、第三桥”极简单的论述，没有天桥和天桥地区状况的记载。我们认为只有到了明永乐年间，山川坛（天坛）和先农坛落成后，天桥一带地区的历史才算出现。其二，天桥市场出现于何时，据《天咫偶闻》书中记载：“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今日天桥左边，亦无洒楼，但有玩百戏者，如唱书、走索之属耳。”这是最早记载商人在天桥设摊卖货，艺人在天桥卖艺的情况。《天咫偶闻》的作者震钧生于清成丰七年（1857），卒于民国九年（1920）。该书刻刊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书中所记，多是作者所见所闻，十分可信。所以根据《天咫偶闻》的记载天桥市场出现于清末。其三，天桥市场范围有多大，当年在天桥市场卖艺的著名评书艺人连阔如在他著的《江湖丛谈》中是这样写的：“天桥市场地势宽阔，面积之大，在北平算是第一。各省市的市场没有比它大的。东至金鱼池（不包括），西至城南游艺园（不包括），南至先农坛、天坛两门，北至东西沟沿，这些个地方糊里糊涂地都叫天桥市场。”另外又如《北平日报》记者在1930年2月16、17目《天桥（商场）社会调查》上记载：“天桥（商场）在前门大街南首，石桥西南面积不过二亩，地势略洼，夏季积水，雨后数以炉灰秽土。北隅又有明沟秽水常溢，臭气冲天，货摊陈杂，游人拥挤，此乃二十年前之天桥也。……天桥臭沟重修改为马路，桥南创建水心亭，面积已然扩大十倍，先农坛外坛拆除，桥东又建估衣市。如今天桥地基，纵横已有二十亩（估数）之外云。”

北京城分内外城。内城是明永乐年问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城内大街小巷规划有序；外城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崇文区位于外城的东部，根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成书的年代，推断崇文区的街巷胡同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以前就已形成了。历史上崇文区的街巷胡同可分为两个不同区域。东起广渠门，往西经米市口、柴市口、揽杆市、抽分厂大街、蒜市口、东三里河、西三里河直至猪市口。这条路线以北是一种区域，以南是另一种区域，简称北部和南部。北部基本上是明朝的正东坊和崇北坊地界。这个区域，在外城还未建成前，就早已形成。西以正阳门大街为主干线，东以崇文门外大街为主干线，其东西两侧形成许多街巷胡同。正阳门大街以东至崇文门外大街，北有一条西东走向的打磨厂街，南有西东走向的鲜鱼巷、小桥儿、羊房草场、灵官庙、木厂儿等连成的长街。在这两条长街的左右两侧，有许多条南北走向的胡同。崇文门外大街东侧，从北向南有头条、二条、三条、四条，还有神木厂大街和手帕胡同等东西走向的街巷胡同。这些街巷胡同的南北两侧，也有一些南北走向的小胡同。整个地区，尽管在正阳门大街东有长巷头条、二条、三条、四条等由河流所造成的西北至东南走向的斜胡同，但它基本还是循着内城的街巷胡同格局规划的。南部基本是明朝崇南坊地界。在这个区域里，除南河漕、马尾帽胡同、力士营等少数胡同外，其他大部分地方都是荒郊僻野，如五里屯顾名思义，是个村落并不是胡同。崇文区街巷胡同的命名多来自当地人民的口碑，一般经过一段时间的呼叫，而后社会和政府给予承认。像半边街、打磨厂、豆腐巷、吴毡儿胡同、席儿胡同、小市口、唐刀片胡同、卢老儿胡同，石虎儿胡同等，都是极为朴实的群众口碑，显而易见这些街巷胡同名称出自老百姓之口。

正阳门大街位于崇文区西部，前门街道办事处境内。正阳门大街因正阳门而得名。正阳门在明正统四年（1439）以前叫丽正门，这条大街叫丽正门大街。明末，很多商贩在正阳门大街搭盖棚房设店铺，做生意。到清乾隆时，席棚房逐渐地改建成砖木正式房屋，从而原宽阔的正阳门大街变成狭窄的三条街。在正阳门大街迤东出现了：肉市、布巷子、瓜子店。正阳门大街迤西出现了：珠宝市、粮食店、铺陈市。新中国建立后，1965年正阳门大街改名前门大街。前门大街从明朝起就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清朝末年，京奉火车站和京汉火车站又都设于前门东西两侧，因之，前门大街又成了北京同全国各省联系的交通枢纽。现在的前门大街依然是北京重要的商业街。历史上的前门大街一带戏楼荟萃、会馆集中、商家云集、民风浓郁。笔者生于此长于此，今受崇文区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宏旨，用拙笔记录此地的风土人情，余生也晚，在撰写中参阅了相关著作并得到同道同仁的帮助，故在此躬谢。

边缘中国丛书邀请了生长于边地的国内著名作家以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揭示边地的文化底蕴，拾捡失落的文明碎片，探问其背后的历史源流与文化成因。本书为该丛书之一。中国地大物博，地势西高东低，自西而东构成了三级阶梯，从雪域高原过渡到山地、盆地，再过渡到丘陵和平原。气候同样是复杂多样，从南到北跨越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等气候带。与这种地理形态的自然级差相对应，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也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经过反复的筛选和积淀，创造了多元而丰富的文化。就文化类型来说，尽管狩猎与采集类型和斯威顿耕作类型正在逐渐告别自己的舞台，但鄂伦春、鄂温克等狞猎民族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依然在顽强地赓续这两种文化传统的香火，它们和畜牧类型、农业类型、工业类型等交相辉映，五种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类型在广袤国土上呈现出奇妙的并置状态。从中国的东部走向西部，犹如置身于一条奇妙的时间走廊，在岁月的河流上逆流而动，让你感受到从后现代、现代上溯到前现代社会的文化时差。生存环境的多样化催生了文化的多样性，恰如美国历史学家B.M.费根所言：“文化是我们适应所处的环境的重要手段。”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和东北等地区。“边缘”意味着多种可能性，意味着多元的文化融合，边缘地带与中心地区的交流互动，能够激发社会、经济、文化的多重活力。边缘与中心的异质异趣的相互沟通，相互补充，相互激发，有利于形成健康的、丰富的、具有创造活力的经济结构与文化生态。本书倡导以美文笔法，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文化视野，对中国边缘地区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景观进行审美化的描述，对其文化形态进行深层的、立体的散点透视。丛书邀请生长于这些地区或长期在这些地区生活、工作的著名作家与学者撰稿，他们以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揭示这些地区的文化底蕴，向外部世界掀起其神秘面纱的一角。这些地区地理形貌雄奇、壮丽，展示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社会民情保留着相对淳朴、本真的状态，在人性层面上也呈现出更为原始的野性与活力，同时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值得注意的是，在尊重与包容差异性的前提下，经济水平不能成为衡量一种文化的优劣的唯一标准。丛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重点介绍这些地区的自然风貌、民居、民艺、民俗，进而以精炼的文字，言简意赅地探问其背后的历史源流与文化成因。

作者在书中别出心裁地把赣闽粤边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从赣闽粤边的山形水势、水陆交通体系、区域开发进程、地方行政建置、历史时期的人口迁移和人口发展过程、区域贸易网络的形成等各个角度，来动态地、立体地分析时空因素与作为主体的人的历史性活动之间的种种内在关系。经过作者这种层层剥笋式的分析，客家这个地域性的语言与文化群体，就不再是一群行色匆匆的北方来客，而是赣闽粤边地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贤者新宴》由著名学者王尧先生主编的最具权威性的藏学研究学术集刊。分别从语言、历史、宗教及文化艺术等方面介绍藏汉文化。所收文章如：藏传佛教神学研究，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清雍正、嘉庆帝对西藏地方治理，藏译本《大唐西域记》、西藏地名释例等等，是汉藏史研究重要参考资料。“人物评论”栏介绍了著名学者王重民、于道泉与藏学研究的关系，说明学界对藏文献研究的重视。

有关上海女人的亚文化，很容易被当作谈资。没有一个地方的女人，会像上海女人一样具有长久的可谈性，可读性。误读也时常发生。我写《上海女人》的冲动，来自于对上海女人的辨析和还原。我想要还原的，是上海一百年历史对上海女人的外动力，是上海女人自身的内动力，是上海女人与上海男人之间的互动力。

所谓“艺术上海”所指称的当然不仅仅是“艺术的上海”或者“上海的艺术”，但是上海肯定是其最为关注的核心话题。有人曾说：“让我看看你们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这句话至少有着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塑造着城市，另一方面城市也在塑造着人。上海，这座为世人瞩目的大都市，是否已达到与精神和自然和谐的文化高度，就看是否已经真正具有了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和关注生命的人文理想。而艺术，恰恰是造就这种开放心态和人文理想的重要途径。说是“艺术”，其是还是“文化”。艺术本质的任何方面都是文化过程的产物。明乎此，我们这本杂志或许就能在举步前行时始终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有力支撑。 本书以图文形式，记录上海的文化、艺术及多元化领域，反映在读图时代的到来之时，图象将对艺术产生的影响现在尚无法估量。以上海为艺术着眼点，建构起人们的精神家园。艺术和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应当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珍爱。立足上海，体会艺术，这就是此书所要表达的上海城市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