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攻金灭夏，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军事才能卓越，战略上重视联远攻近，力避树敌过多。用兵注重详探敌情、分割包围、远程奇袭、佯退诱敌、运动中歼敌等战法，史称“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另一方面，他作战具有野蛮残酷的特点，大规模屠杀居民，毁灭城镇田舍，破坏性很大。13世纪主要封建国家社会危机深重，为成吉思汗实行大规模军事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蒙古族的发展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自晚明以来，中国已经开始与西来的西方文明接触，中国自己的历史已经不能在原有的轨道上发展，夷夏之分的观念开始动摇。外部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文化间的对话已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尤其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间的对话与理解并非易事，从双方来说，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2006年3月，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为标志，文化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按照中央总体部署，北京、上海、重庆、浙江、广东等先行综合性试点地区，率先将改革在本地全面推开。其他新开展文化体制改革的省（区、市）都已制定实施方案，确定试点地区和单位，积极推进各项试点任务。文化体制改革正由试点向全国推开，进展顺利，态势良好。一年多来，各地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积累了宝贵经验。继2005年10月编辑出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经验70例》后，为了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我们在各地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部分地区和单位的典型范例和成功做法，汇编了《文化体制改革经验70例》。全书分10个部分，涵盖了改革工作的主要任务.反映了各地在改革实践中勇于开拓的精神风貌和创造性开展工作的经验，力求突出工作亮点和特色，体现可操作性，以便于宣传文化部门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学习借鉴，并结合本地实际在改革实践中推广、运用，不断创造新经验，推动改革深入发展。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改革办及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相关司局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第2辑）》主要内容包括：巴渝文化，走进重庆 走向末来、巴渝文化论纲、巴渝组曲与文化融合、试论巴渝文化在中国区域文化中的地位、试论巴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等。

本书以“日常生活”为总体线索，通过对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之间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力求在整体上把握大众文化的内在本质、梳理中国大众文化的复杂现象，于理论探讨和实践批评中促进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自身完善。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以高文化品位为内涵，从文化的特定视角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以确凿的史料为根基，用新的视角或现代意识，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其进行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历史反思是该丛书的特色。该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多样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形成一个大众精品系列群。该丛书已出版三辑19册。

民歌是人类创造的最早的艺术品种之一。它是中华文化成就卓异的一部分，是古国文明最富有民族内蕴与特征的一大标志。历史上紫阳就有“民歌之乡”一说，新中国建立后，民歌在这片土地上愈显活跃。上个世纪末期，民歌活动更是蓬勃兴旺，现代传媒手段使紫阳民歌声名愈显。本世纪初，国家文化部和陕西省文化厅分别授予紫阳县“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民歌之乡”称号。在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紫阳民歌列于其中。这一切，已可说明紫阳民歌植根土壤之深厚，外界影响之广泛，同时说明紫阳民歌之珍贵。它是瑰宝，是国宝，在中华民族的艺术典藏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仅用一句话述说它何以宝贵，应该说，它有其特殊价值，它对本地区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儒家传统人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建的以树仁、立德、礼义、教化人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传统人文化认为，人的教化人人有责，提倡全社会抓人的教化。儒家不但阐明了人们自己应当如何认识自己、管理自己、开发自己，而且阐明了家庭、学校、国家社会管理者及一切志士贤达都应当自觉担负起教化人的责任。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及其圣贤们两千多年前揭示的人生道理对当今社会实践仍具有某种指导意义或参考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热播于世界的今天，在某些国家仍然误读中华文明的今天，这《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研究》的出版一定意义上会让某些人读懂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什么是儒家优秀人文化的精髓，我们应当怎样继承。同时，《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研究》的出版也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着眼点。

在先生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在先生高瞻远瞩的指挥下，在先生精心呵护与培育下，湖南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研究所、湖南大学日语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越来越向多方位纵深发展：1981年开始招收日语硕士研究生；1993年，设立日语专业，同年获得日语语言文学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现有日语教师24人，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3人；具有博士学位者2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者5人，将派往日本攻读博士学位者3人；专业方向有日语语言学、日本文学、日本文化；专业学生中，本科生381人、硕士研究生51人。先生从教四十余年来，鞠躬尽瘁，为了我国日语教学与研究事业的发展，上至国家教育部，下至省市学校，无不留下先生奋斗之足迹。先生的工作，奠定了我校乃至周边区域日语专业发展之基础，也对全国日语教学与科研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确立了先生在我国日语教育研究界的地位。

民族文化的研究在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繁荣和发展上历来就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六枝特区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和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联合对贵州西部的民族文化进行研究，无疑是这方面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值得赞许！在贵州省，其西部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但由于种种原因，对其文化的研究开展得并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区民族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次以高校与地方优势互补的方式开展贵州省西部的民族文化研究，是一种双赢式的联合。我省的民族文化研究，在全省广大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但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要更进一步的把社会科学研究和民族文化研究与民族和社会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给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提出更多更好的决策依据和建议，更好她服务于社会和民族。六枝特区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和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的作为，就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这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