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城区汇集了一群充满智性的年轻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克莱夫·贝尔、罗杰·弗莱、E.M.福斯特、梅纳德·凯恩斯……他们聚谈终夜，彼此欣赏，珍视理性碰撞的火焰，信奉宽容和怀疑精神，蔑视“维多利亚英国”的审美情趣和道德习俗。他们的交往圈松散而富有个性，备受攻击也极享尊崇，在五花八门的定义下，在褒贬不一的评论中，为英国现代文化史留下了精彩的一笔。昆汀·贝尔作为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二代成员，以自身为一种资料来源，于简练、精致的笔触中展现了该文化圈的形成、发展和基本特征，勾勒了主要成员的鲜明个性，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粗细结合的布鲁姆斯伯里“素描图”。

中国在不同的场合被认为是富庶与贫瘠、发达与落后、聪慧与愚笨、美丽与丑陋、强大与虚弱、诚实与狡诈—一西方人赋予她的互相对立的特性不计其数，此处难以全部罗列出来。本书的意图即在于分析这些有关中国的不断变化的观念，弄清到底哪些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哪些仅仅是出于欧洲的需要而杜撰、想象出来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变色龙，而不是龙。本书《中国变色龙》恰当的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做了详细分析。作者在本书中对他们以及许多人最近几十年来，朝着对中华文明真正有所了解的方向所取得的稳步进展着墨甚少，因为那样做意味着在本书着力进行的分析，对中华文明的解释并无学术性的新观点，而只是增加了一部书的篇幅来叙述汉学史。作者的宗旨一直是强调，要真正做到了解中华文明——实际上对任何文明都是如此——是何等的困难，并具体说明我们的理解何等地受到主观因素的妨碍。

摩根•福斯特面对赞扬时，会表现出近乎痛苦的欢愉；梅纳德•凯恩斯才气逼人，却不可救药地自以为是：克莱夫•贝尔是快乐创造者、气氛调节者，实际上却郁郁寡欢，悲观痛苦；罗杰•弗莱凭借独特的艺术敏感性成为一流批评家，其绘画天赋却显得苍白贫乏；弗吉尼亚•伍尔夫既能像天才般沉浸于创作的世界中，也能像天使般畅游于孩童的天地里……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员们以热爱和批判交织的情感对彼此的形象进行了真实的勾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至为生动，鲜活的群像图。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军队悍然入侵波兰，揭开了历时近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经过这场野蛮、残酷的浩劫之后，欧洲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战争最初3年，强大的德国军队似乎不可战胜，在闪击波兰得手之后，又迅速征服丹麦和挪威，使西线早期的“虚假战争”以出人意料的结局告终。1940年5月，德国在西线再次发起“闪电战”，在数日之内攻占荷兰和比利时，将数十万英国远征军赶过英吉利海峡，而后仅仅用了6周时间占领法国。这些胜利使得德军表面上的优势进一步强化。1941年初，为了解救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战场陷入困境的意大利盟友，德军大规模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当时，英国试图教授被围困的希腊人，但再一次被德军轻易击败。与此同时，前往利比亚的隆美尔其麾下著名的非洲军团，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英军赶回到埃及边境。1941年6月，德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苏战争，整个世界为之目瞪口呆。如同以往一样，德军迅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其锐不可挡的装甲部队在广袤的俄罗斯平原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直到1941年严冬，德军的前进步伐终于在莫斯科城下停了下来。1941年12月，美国宣布参战，但英国和苏联仍然无法立即摆脱不利局面：在浩瀚无际的大西洋上，德国U型潜艇不断袭击盟军运输船舶；而在东线，德军已经推进到了伏尔加河畔和高加索油田。《第三帝国的兴起》跟随当年纳粹军队征服欧洲和北非的脚步，再现了二次世界大战最初3年的战争进程，整个场面波澜壮阔惊心动魄。

“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对生活版的编辑、我当时的生活导师和密友说：‘我写一个这样的专栏吧。’然后苏丝黄这个名字就脱口而出，它的节奏和音韵似乎打开了看不见的禁锢，有点风骚俏丽和嘻哈胡闹的意思。至于和它相关的那部电影，今天已经可以当成笑话看了。” 苏丝黄的专栏被许多读者称为中国版的《欲望都市》，然而北京和纽约毕竟大有不同…… Susie wong（苏丝黄）这个笔名和1960年那部美国烂片没有关系。它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时的随口一说，和这个专栏的诞生一样匆忙草率。当时，我醉心于让自己的名字填满整个报纸，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而且最后一版编辑们是那么纵容和善良，不仅忍受我的涂鸦，而且在我的再三恳求下，尽可能地在生活上教我腐化堕落。

《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主题不是一件小事，不是故事传奇，不是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不是清夜里烛光下的小资情调，而是在谈我们民族的膏肓之疾，一个五千年古老文明，一个两千年儒教熏蒸国家的老年顽症。是一部中国近代制度转型史的启蒙读物，一部大众读本，作者依据现实社会中残存的历史遗迹，对过去500年草根社会历史提出了转型叙述，展示了更真实、复杂、迂回的转型原因和过程，凸显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被人忽略的江湖蜕变、崛起和干扰因素。作为心志健全的民族，中国人要了解自己，要反思近代走过的道路，决不能患上江湖失语症和江湖健忘症。明中叶以降，对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承载力而言，全国人口总量已接近饱和，晋、徽、闽等局部地区初显人满为患的端倪，过剩人口开始溢出宗族乡村流落他乡。经300年积聚，至清乾隆末年，人口总量终于突破了农业生产力承载人口的极限。四处逃难求生的饥民犹如洪水蔓延全国。这些脱离了古典定居农耕生活模式的移民群体，逐渐生成了一个包括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脱离帝国制度控制的江湖社会。清末至民国初期，天地会洪门、哥老会、青帮等江湖势力借参与推翻满清帝国，全面渗入军队、政治、商业和文化等上层社会，黑白两道渐行融会，江湖的价值观、组织模式和习俗规范也从“道上”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江湖化”。今天，形形色色的江湖组织不在了，但江湖的价值观和习俗规范衍变成的隐形惯例制度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以“江湖”解读中国，反思历史，剖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视野宽，史料翔实，见解独到，令人深思。

二、递交国书的小插曲按照国际惯例，新任大使抵达后，驻在国礼宾司长必须尽快拜会新大使，安排向驻在国国家元首递交国书事。国书是新大使抵任时的“介绍信”，由国家元首签署。是一个国家元首向另一个国家元首介绍自己的使节的正式信函。一旦大使递交了国书，就意味着对方接受他作为派出国元首的代表在该国活动。所以新任大使都非常希望早日递交国书，以便早日开展活动。在外交关系中，有时一件小事会有一定的政治含义。譬如安排递交国书的时间，通常情况下，由外交部礼宾司根据本国国家元首的日程和新任大使的人数，集中安排，可以是一个月一次，也可能两个月才能安排一次。有时，因为两国关系冷淡，还会发生故意拖延的情况。我们到达巴黎的当天下午，法国外交部礼宾司长格拉塞夫妇就到官邸来拜会我们。格拉塞是典型的高卢人长相，中等个儿，鼻子又高又尖，瘦瘦的，显得很精干（这点在以后的合作中得到了证实）。他的夫人玛丽·克里蒂安娜也是中等个儿，瘦瘦的，很有风度。格拉塞本人是职业外交官，曾在新加坡当大使，对亚洲很熟悉，也热爱东方文化。他家里收藏了不少中国艺术品，还有两幅刘海粟的真迹呢。官邸的招待员周剑波送上了茶水及春卷等中国小点心。双方寒暄了一下，我和施燕华都做了一番自我介绍，简单谈了一下我们的外交经历。格拉塞说：“吴大使数度在法国邻国任职，比利时、荷兰、日内瓦，当时我们很嫉妒。现在您终于到法国来了，我们非常高兴。我代表希拉克总统、若斯潘总理及韦德里纳外长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我表示，来法国任职深感光荣和艰巨，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中法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我的夫人施燕华也是职业外交官，去法国前曾在卢森堡当大使。格拉塞显然在来拜会我们之前阅读了我俩的履历。他回过头来问施燕华：“离开驻卢森堡大使的岗位，到法国来，您不感到遗憾吗？”施回答说：“不遗憾，一方面因为我仍是外交官，仍在使馆工作，可以继续从事外交事业；另一方面我特别喜欢法国文化，到法国来我很高兴，我期待着更多地了解法国文化。”法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十分自豪，他们听了这番话非常高兴。按照惯例，我把国书的副本交给了格拉塞，格介绍了递交国书的程序。递交国书时，大使可带两名同事，工作语言可以自选。关于递交国书的时间问题，格表示正在积极安排，根据法国礼宾规定，须有4—5位大使到任后才能集中安排向总统呈递国书。而现在只有中国和蒙古大使在等候，年内能否递交，不能保证。但不会让中国大使等待过久。根据法国礼宾规定，新大使呈递国书前，不能拜会内阁成员以上的重要人士，除非有特殊情况，可予以单独考虑。法国不是一个死板地拘泥于礼节的国家，大使的其他活动完全可以照常进行。此后，法国礼宾司的官员私下告诉我，将安排我在明年工月14日递交国书。我已得悉总统的新年团拜安排在1月7日。这就意味着我不能参加总统新年团拜了。我将失去一次与总统直接接触的重要机会。法国没有副外长，外交部秘书长是该部的第二把手。外交部长是内阁成员，只能等到递交国书后才能拜会。因此，12月1日我去外交部拜会秘书长韩金。就递交国书的时间问题，韩金重复了法国的规定。我指出：“如果递交国书拖到明年1月中旬，我就无法参加1月7日总统的新年团拜活动，外界会做出种种猜测，这是我们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但我们中国人是有耐心的，如何做，我尊重法方的安排。毛磊大使（1996—2001年的法国驻中国大使）是1996年1O月12日抵达北京的，11月14日就安排递交了国书。当时临近年底，江泽民主席非常忙，但法国终究是法国，1anance，C’est1aPrance，，中方做出了特殊安排。我递交国书，等一个月是可以理解的，等两个多月是否太长了一些。”韩金表示我讲的这番话很有道理，他准备再作努力，争取作特殊安排。他讲话中仍留有余地：“但这一切取决于总统本人。”12月7日，我在会见总统外事顾问雷维特时，雷主动表示，希拉克总统考虑到中国大使参加不了团拜不好，同意在年底前接受国书。过了两天，礼宾司长格拉塞正式致函给我，通知我工2月工6日12时15分在爱丽舍宫总统府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我很高兴，我终于说服了法国人。P5-7

《鲨鱼与海鸥》是法国前外长、现任内政部长德维尔潘撰写的新书，德维尔潘在这本书中论述了奠定法国未来行动的思想和历史基础，并用相当的篇幅评述了伊拉克危机。德维尔潘借“鲨鱼”和“海鸥”做比喻，试图在对立的事物中寻找中庸之道。除了探讨实力与法律、民族特性与全球主义、人权与经济等话题，书中还用了70页的篇幅专门讨论伊拉克危机。德维尔潘认为，在一个众多国家（不仅仅是法国）拒绝超级大国——美国的高压政策的世界里，伊拉克危机反映了国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本书中，德维尔潘以“鲨鱼”和“海鸥”为喻，阐述了美国式政治思维和法国式政治思维的不同。他认为，美国的思维是以达尔文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倡导暴力和霸权逻辑，即“鲨鱼”精神；而法国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倡“世界精神”，主张世界稳定，这就是德维尔潘倡导的“海鸥”思维。这两种思维在现实世界中必将产生冲突，那种思维能够主导世界？在最后，作者宣称：“文艺复兴时期的第1次全球化以西班牙为主导；工业革命引发的第2次全球化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主导。我们难道不能打赌说：以认同、文化和象征为内容的第3次全球化将会使法国的雄心再度迸发？”显然，德维尔潘对法国（或欧洲）主导今后的世界潮流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并为法国未来的外交政策指定了方向。

每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都把人生固有的“玻璃屋顶”当成内心最大的敌人，即便中国留学欧美名校的佼佼者们也不太敢奢望在“洋人的世界”里“领衔主演”。但是，终于有人在巴黎砖击了自己的“玻璃屋顶”，向自身的文化和国度局限发起一次唐击诃德式挑战。《巴黎飞鱼》描绘了几个在欧洲一流商学院学习的中国MBA学生试图挑战自身局限性的努力与挣扎：陈香墨，中国式的个人观点和欧美思想方式产生了多重冲突；徐斌，作为一个多才多金的特殊学生，他执着于征服欧美佳丽的芳心，浓重体现出许多中国男性对亚洲男性魅力在西方文化中弱化乃至缺失的焦虑；王林，一个新经济秩序下的金钱动物，快速富裕是他对个人生存意义的注解。主人公们一个试图在保持文化自尊的前提下找到光明前途；一个内心将两性关系异化成自我肯定的准绳；另一个认定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于是，文化自尊，异族两性关系中的征服欲和古老的金钱魔力一起赋予了小说有关“鱼学飞”的寓义：一次代价昂贵的飞跃，一次终将回到水中的飞跃，但也是一次浪漫主义的飞跃……

3.愚忠与服从 先说一个笑话：一家美国公司在报纸上登广告，准备购进一个机器人，要求绝对服从，永不说不，坚固耐用，好维修。结果前来应聘的是一个日本男子，他还附加了一个优惠条件：不需要使用电池和机油。 服从指令，服从权威，不说“不”，这是机器民族的一大特色。服从意识，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既表示服从领袖和领导，也表示服从权威和上级，还可以表现于服从于组织和思想。 日本人的服从意识在全世界都是最突出的。早在19世纪初，中国学者就注意到了日本民族听话、服从这一鲜明特色。谢晋青在《日本民族性之研究》一书中指出：子女须从父命，妇女须从夫命的制度，较诸中国的纲常，尤为严格……就是教育普及的现代日本，其女子教育的惟一宗旨，也还只是“ 贤妻良母”四个大字。 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保守的顺从的民族，但中国改朝换代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使用“三纲五常”学说使用一切办法鼓吹“君为臣纲”和“愚忠 ”思想，也无济于事。而日本人就不同，自从大和朝廷建立后，日本从来没有闹过改朝换代的事情，天皇家族一直坐庄，他人无法染指。这一点，也使谢晋青先生感到震惊：中国人在君主时代，个个都有身为帝王的资格，人民见了帝王，多数都有一种“取而代之”的思想。但在日本就绝对不然了。在日本历史上只有人民拿着自己的生命供帝王藩主们任意牺牲…… 日本人民不仅从来没有过称王称帝的想法，就连起义、造反和向上司进言的举动也少之又少。有人做了统计，自16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400年间，日本平民迫于生计，有过十几次有组织的暴动和示威，这个次数不能说多，而且暴动和反抗之对象或为地主、或为奸商，其原因，或为饥荒，或为垄断居奇。日本人对于政府长官、社会领袖或者将军藩主、武士名流之类，从来就没有过丝毫的忤逆。日本人服从秩序的传统之顽固，由此可见一斑。 潘光旦先生分析说，日本民族的服从意识异常发达，与其异常发达的封建制度有关。由于日本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等级制度的社会，使得日本人长期被牢牢禁锢于一个“铁桶般”的体制当中，叛逆意识和自主意识被消磨殆尽。 此论可谓精当，但尚需稍加说明。要说明日本社会的禁锢性为何异常发达？首先要说明日本民族生存的特殊地理环境。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内大大小小的岛屿有上万个，但这些岛屿的共同特点是离大陆比较遥远，古代日本人要逃离本土来到中国或者朝鲜，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古代日本人不得不终身生活在本土，无法脱离。这就决定个人的命运先天性地与领主和部落锁定在一起，一旦不服从集体，就只有死路一条。 P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