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花生树——寻访古代草木圣贤》记述了《南方草木状》《救荒本草》《本草纲木》《植物名实图考》等书的文化起源、文化特点和文化意义。《杂花生树——寻访古代草木圣贤》辨析曾经模糊的历史和发展轨迹，破解错谬的历史真相，阐释了民族绿色文化，并以今人的思考，表达了现代文人对民族绿色文化的崇高敬意与深厚情怀。

赵沛霖的这本书是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对这两部分做了简要梳理和评介：如庄子的以时空观念为主的宇宙论、庄子对自然的认识、态度、对生死的认识、态度、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自然的价值及其与人类生存的关系以及为了合理地利用自然所表现出来的生态智慧等等。本书有以下特点：一、内容充实，观点深刻、新颖，富于学术创新性和思想启发性；二、资料丰富、学术视野开阔，将庄子的自然观放在古代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广阔视域中加以审视；三、注重庄子自然观的现代启示，为人类彻底摆脱生存困境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现代人为什么生活得如此焦虑？焦虑背后折射出的文明冲突最初是从何而来？这种冲突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又将把我们的生活带向何方？梁冬约请自由学者王东岳，从文化的源头开始，纵横捭阖、贯通东西，逐步梳理文化的变迁和生活的改变，分析生存形势如何决定一种文化与文明，展现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对人类生存问题的真知灼见和长远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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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继承编著的《觉悟人生：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中的国学智慧》讲述了：朱熹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都不是悬空进行，中国新文化的建设需要接续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面对追名逐利的文化乱象，我们对待文化的首要态度，就是首先要带着谦逊的态度，带着“空”的心，真正去理解古圣先贤的智慧。人类历史虽在乱治之间起起落落，但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就会发现：厘清“人之所以为人”是人类的永恒追求。文化研究者的责任就是点燃智慧的灯，引导人们觉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的人，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阅读《觉悟人生：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中的国学智慧》，对历史上的大智慧，我们应该懂得倾听和尊重。只有文化的智慧才能够超越世间的纷扰和社会的乱象，真正让一个民族的心灵得到安顿，一个精神上有灵魂和家园的民族，永远不输！

《话说中华文化》谈到了中华文化的起源、发展、优点、缺点，还谈到了科技文化、商业文化、官场文化、宗教文化和读书文化，特别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化。《话说中华文化》在表述上没有理论说教，没有主观臆断，而是从社会大众感兴趣的话题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以事析理，以理服人。作者的目的是使中国人了解自己的国家，了解自己的文化，特别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化;使世界了解一个从古到今的中国，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清朝康熙年问的著名学者、教育家李毓秀先生所作。李毓秀，山西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人，字子潜，一生教学。《训蒙文》是他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编写的一本儿童蒙学读物。后来，乾隆年间的贾存仁先生对此作了修订改编，并改名为《弟子规》。这本书是教导为人子弟者尽守本分、克己守礼、约束邪念、保持诚实，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并传承忠厚家风的最佳启蒙教材。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汇编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概况、理论与实践，以及保存与运用等方面的论文，可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实践工作者、相关政府部门和理论研究人员阅读和参考。

沈泓所著的《关公文化》内容简介：关公文化是多元的，具有深刻内涵和广泛外延。关公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以关公的所有行为形成的忠、义、仁、信、勇，还有智、廉、耻。这些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愿望，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释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其精神实质已成为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魂。《关公文化》在描绘关公的传奇生涯，描述他从人到神的演化过程中，试图撩开笼罩在他身上的神秘面纱，还原一个真实的、有突出优点也有突出缺点的人。

该书分成六编，并加上序章与终章，很明显是作者相关论文的组合。这是许多日本学者著书的特点，他们不做空泛的研究，而是先写作具体而微深入周密考证的论文，然后再将相关的论文进行有机的组合，而成为一本既有分量又有相对宏观视野的著作。作者在经过六个专题的研究以后，既可以对明清时代的中日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又可对唐船贸易引起的中日文化交流发表于读者有启示的见解。我自己从本书中获益良多，尤其是第三编第三章浙江商人汪鹏与日本刊刻的《论语集解义疏》正好与我所感兴趣的和刻本的文化史意义相关，第四编从中国史料中所见的长崎贸易则是体现了作者善于利用史料的范例，都使我深感受益。我想关心中曰帆船贸易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人一定会对此书深感兴趣。顺便说说，此书原版松浦先生早已赠我，译本也早已着手，但编辑出版却花了两年时间，原因不是别的，一方面是对译文尽量力求准确（译者与编辑之间往复多次），二是对书中所引中文史料，编辑逐条核对了原文，体现了出版社的认真态度。虽然在这一认真过程中，物价已经大幅上涨，出版社由本来可以贏得微利到无利可图，但这种态度却是十分可取的。现今有些出版社只注意作者的文字，对于其所引用的资料却不加以核查，恐怕是与编辑理念不相符合的。在为松浦先生这本书做小序时顺便指出这一点，我想还是有些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