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体系研究》从理论思考和实际调研两个方面认真开展研究工作，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建立了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深入剖析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生产力、驱动力和影响力，客观探讨了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和规划思路，并在此基础上为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独到的政策意见和建议。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研究均处于探索阶段的情况下，《中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评价体系研究》的出版弥足珍贵，对研究和探索中国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和”（中庸），儒家重要的哲学思想。《说文》中有“中，正也”；“庸，用也”。“中庸即‘中和’也”。就是用正确的原则处理事物发展中的关系。“和”（中庸）的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但类似的思想在孔子之前就存在了。孔子的中庸思想，首先在认识论上，他提出：“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孔子对中庸评价极高，“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所以，中庸作为首先观念十分重要。孟子认为，中庸是维系人们正常社会秩序的原则。人若能做到中庸，就符合事物发展的道理。但中庸离不开权衡，如不知事物的发展变化，那么就同“执一”一样了。这样就损害了圣人之道，就会抓其一点而不及其余。荀子认为，中庸即“中和”，指处事宽严适当。《札记》中，“和”（中庸）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中庸） 是人的首先修养，是君子的品德。人如能行中庸之道，是不可战胜的。“故君子和而不流。”中庸是执两用中的政治原则，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和”是天地正位万物化育的宇宙法则。“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柳宗元十分重视中庸，认为中庸是“君子之道”，是为人处世，治国安民的重要原则。“和”（中庸）的思想，首先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看，是有其进步意义的。它告诉我们，在处理事情时，首先要适度，恰到好处，不能片面，走极端；否则，真理跨出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其次，作为一个道德原则，中庸之德，任何道德，都要克服两种倾向，即“过”和“不及”，如果违背这个原则，善行也会成为恶行。再次，很多儒学家将中庸思想运用到政治之中，这对中国古代的政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使政治在某些方面注入理性的内容。这些都是中庸思想在历史上起到的进步作用。这些作用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四川巨人文化有限公司推出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连环画丛书——《和的系列故事》，个个独立成篇，图文并茂，简明扼要，紧紧围绕“和”这一道德范畴，故事内容丰富，情节感人。诸如“刘邦‘约法三章’得天下”，秦始皇死后，其子胡亥继位更加紧对人们的残酷统治，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许多地方的农民揭竿反秦，刘邦的队伍就是其中的一支。刘邦起义后宽宏仗义，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出三年，他率军首先攻下咸阳，占领关中。他铲除暴政，但约法三章，恰当处理各种事件，仁政爱民，赢得了百姓的拥戴。“公孙鞅为法自毙”，说的是战国时期秦孝公信用他的重臣商鞅，用严刑峻法压服百姓，“什伍连坐”法及多种刑法严令，使老百姓人人自危，秦国上下苦不堪言，对他很是不满。由于商鞅严重违背了“中庸和合”的原则，致使自己被五马分尸示众，家属也被满门抄斩……《和的系列故事》的作者是李彗生。

中国史上的成王败寇大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其人多为社会边缘的人物。“中国人”这个名词自正式出现在春秋时代以来，便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对中国人而言，文化才是第一序的观念，国家则是第二序以下的观念。一百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这样一种合理的秩序。在这一追求中，知识人的责任最大，这是中国特有的丈化传统。所以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丈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我们希望重建的文化，也必须靠日积月累的工夫，不可能一朝一夕即立竿见影的。

中西贯通的儒学研究大家傅佩荣教授精研《论语》近四十年，几乎对《论语》倒背如流，曾在台湾向社会国学班多次详解论语十几年。这是傅教授首次在大陆从人性视角全解《论语》50小时，由山东电视台斥巨资，历时一年精心制作而成。在本系列长达50个小时的讲座中，傅教授依古典私塾讲学的教法，以现代观念对《论语》二十篇中300句作逐字逐句的解读与阐发，融入大量现代案例，展现出丰富的趣味与活泼的韵味。傅教授在社会上演讲超过30年，早已练就了极佳的口才，他的讲座理融辞畅，声调感人，极具磁性，是你一生中不可错过的视听飨宴，也是送给亲人和自己的最佳心灵礼物。“伟大的心灵自然会互相吸引”，孔子的思想历久而弥新，现在有心学习《论语》，说明您已经是在走近圣人先哲了。

书院产生于唐代，历经一千二百余年的发展，成为我国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数量极大，历代新建计有七千五百所以上，分布广泛，遍及除今西藏之外全国所有省区的城镇与乡村，吸引着各个层次的读书人在其中开展包括藏书、刻书、读书、教书、著书等各种活动在内的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工作。从总体上看，它既与官学、私学鼎足而三，构成我国传统教育体系，支撑唐宋以来古代社会的教育事业，又为学术、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为培植民俗风情，养成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明代开始，它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乃至美国、意大利等，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交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20世纪初（1901年）开始的教育改制，使古代官学、私学基本废弃，惟有书院被光绪皇帝宣布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得以与近代学制中的高等、中等、初等教育全面接通，成为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基础。凡此皆说明，书院在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其进行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必将为今日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书院有很多优良传统，胡适先生20世纪20年代曾概括为自由、独立、研究三大精神（《书院制史略》），到80年代，季羡林先生则总结成六条经验（《论书院》）。除了理论层面的研究，更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马一浮、钱穆、汤一介等先生分别于抗战时期、40年代末、80年代中新创四川勉仁书院、民族书院、复性书院、香港新亚书院、北京中国文化书院等弘扬书院优良传统的实践活动。至于创建于976年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迄今仍在讲学、研究，人称书院文化的活化石。体现中国教育传统的缩影。而今日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书院，活动频繁，仍在赓续着中华民族的教育传统。凡此则又说明，改制之后的书院仍然强势吸引着教育、文化、学术界的注意力。

新兴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是基于当今数字化时代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新环境、新问题、新思路而发展起来，并正在逐渐形成和完善中的新知识集成和研究领域。我们置身于数字化时代，无处不在的数字化应用再给人们带来便利、乐趣的同时，也让一部分人感到了拘束。但是不管怎么样，数字化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和应用前景已经日趋显著和宽广。一方面，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有赖于数字化管理和呈现；另一方面，数字化保护在利用现有的数字信息技术。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正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郑巨欣、陈峰编著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化展示与传播》从“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概述”“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技术”以及“文化遗产数字化实例”三方面讲述了数字数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北京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的目标。城市发展受人瞩目，文化贸易在城市成长中凸显其生命力和重要性。《首都文化贸易发展报告（2011）》重点关注城市特质，盘点了2010年首都演出业、广播影视业、新媒体产业、会展业、版权业的贸易发展状况，实地调研了文化产业项目的经营实效，通过专家视角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并对“十二五”时期首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十二月花神》介绍了：十二月令的代表花和花神，观赏花姿花容，品读花画花诗，进而引出与十二花神相关的民俗，如九月代表花为菊花，花神相传为陶渊明，每逢九九重阳，人们赏菊、簪菊、饮菊花酒、吃菊花糕。可见十二月令花和十二花神，不仅作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玩味的对象，入诗入画，更是融入中国的民俗文化，入口入心了。中国的农历是世界上独有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百花荣枯，生生不息。古人浪漫风雅，生出许多趣闻雅事，以十二月令的代表花和掌管十二月令的花神的传说最让人神往。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时期记录以陕西、洛阳为基本轴线的商周时期山川、河海、风物的一部学术著作，具有礼典性质，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本书是作者黄震云长期研究《山海经》的心得，力争从广厚的历史深度上思考开掘发现，进行整体科学把握。采用善本足本为底本，讲解深入浅出，历史和现实精彩对话，注释简明扼要，翻译准确生动，注重体现原文情趣和书写风采，是阅读、理解、使用《山海经》的理想选择，也是研究《山海经》和先秦文化的重要参考书。

《美人装扮》以清丽的文笔、幽微的心思，从中国古代女子的服饰装扮入手，介绍她们的妆容、衣裳、鞋袜、佩饰等，并收录关于女子装扮的雅闻趣事，透视中国古代女子生活的点点滴滴，展现女子们自古至今对美无尽的崇尚与追求；书中配以精美的实物图片和线描图，为读者了解古代女子装扮的细节提供有价值、有趣味的参考。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对古代女子大都这样描述：兰心蕙质、娉娉婷婷、妆颦眉黛、云髻钗凤、盛装华服，那些优雅的女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有着怎样动人的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