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自有人类以来，性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生殖手段。生殖的重要性不需要去论证，因为没有生殖，人类的一切文化就无法生根繁衍，但是如果生殖仅仅是一种义务的话，估计也没有人会去上心。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在于对自己感知的自信，林奈在《自然系统》中就把人归结为灵长目。在性快乐的追逐上体现得更是明显，并让这种追逐凝聚成性文化。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从群婚到单婚，从性开放到性保守、性封闭，性的每一步变化几乎都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性的快乐，可谓是造物主对人的伟大恩赐。不过本书的主题讨论的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发展历程，讨论这个话题，不可能不旁及中国人的性观念。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性文化和性科学是如何结合起来了，虽然这样的结合，是建立在一种阴阳天道观想象的基础上。我们先人的聪明有时候令我们这些后人叹为观止——居然会锻造出这样一套既能延年益寿又不耽误追逐欢乐的房中理论——夫妇之道乃是天地阴阳之道的精巧复制。 从《洞玄子》、《房内记》、《素女经》、《玉房秘诀》到《大乐赋》，这些房中经典振振有词地告诉读者们：男女交合会损耗生命力，阴阳不交又会导致疾病，因此，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学习既让人不断地享受房事的性乐，又不损耗人的生命力的房中术。

本书在突出十二生肖新春联的主旨下，既有生肖的典籍知识让人大开眼界；又有生动有趣的民间传说故事，读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

这是一部全面系统、视角独特、观点新颖的中国印章发展与艺术风格史通论。全书图文并茂，以历代印章的发展为主线，置于正直制度、文字演变、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中进行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论述。文中贯穿了作者数十年来形成的有关中国印章史研究的一些重要学术结论，兼具通俗性和可读性。全书文字22万，共收1450件彩图，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所选印例皆为作者精心遴选自国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印花采用原蜕制版并均为原大，另标尺寸者除外），具有断代标准品和艺术风格代表作的价值。

习俗是我们的文化烙在时间上的基因，如果这个部分出现了断裂，那么我们就无法认同自己，甚至无法认识自己。

《四库全书精华》讲述了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典籍，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博大、最宏伟的宝藏之一；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则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又因经史子集四部基本涵盖了古代所有的图书，故称“全书”。《四库全书》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区分类聚，部次群籍，把历代文献井然汇聚于一堂，为弘扬民族文化、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四库全书》共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记录了文、史、哲、理、工、医等各学科的原本，基本囊括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因此，《四库全书》素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之誉。

本书共分三辑。第一辑“中国智慧”，涉及老子、孔子、曾子、李世民、武则天、佛教、朱熹、严复等；第二辑“名士风流”主要涉及福建籍或与福建有关联的名士，如柳永、辛弃疾、林雨化、林则徐、梁章钜、严复、陈季同、薛绍徽等，是作者近年留意乡邦文献的一些剪影；第三辑“薪尽火传”，回忆了作者的大学老师蒋礼鸿先生和郭在贻先生的治学和为人，以及祭悼朱熹和潘主兰先生的文字。这些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应有的学术品位。

陈序经学贯中西，研究领域涉及文化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等。1933年，他在中山大学作了一场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几日后，讲辞发表于《广州民国日报》的“现代青年”栏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文化大论战。《中国文化的出路》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订而成，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其他出版社也曾多次再版。此书旨在比较研究文化学和中西文化，探求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至今仍不失启发和指导作用。在此次编辑过程中，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以1934年商务印书馆版为底本进行整理，尽量保持原著风貌。

作为世博会的东道主，在世博会来临之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认真学习文明观博礼仪，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共同营造欢乐相聚、交流发展、合作提高、共同参与的氛围，构筑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为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服饰与考证》是《人类服饰文化全书》大型系列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服饰与考证》侧重于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服饰考证，以这一时期的服饰法规、流变、逸闻、习俗、风貌为主。既是考证就要“言之有物”，“言之有据”，所以“凡立一义，必凭证据”。近代国学大师胡适推崇考据之学，他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种严谨缜密的学术作风值得我们借鉴。既是考证就要有考据的功夫（考索之功）和独特的见解（独拔之学），这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对考据学提出的基本要求。作为《人类服饰文化全书》的一个专题，《服饰与考证》能够忝列其中，笔者深感荣幸，在撰写过程中本着尊重历史事实，再现历史真实的学术宗旨，力求达到较高的学术标准。为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和严肃性，《服饰与考证》尽量以原版图书为依据，其中不乏清末、民国时期的旧报纸、旧杂志、地方志、国家第二档案馆的馆藏资料以及民国历届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另外还有一部分清末民初的名人笔记和民国著名作家的散文著作。这些资料都是考据所需的翔实有据的注脚，可以说秉承了“实事求是”的考据学优良传统，也符合梁启超先生提倡的“科学的研究法”和“科学的研究精神”。因丛书要求以故事为主题，以思考为特色，所以笔者尽量在学术性的考证中融入了一些有关的逸闻趣事，意在“寓庄于谐”，以符全书之体例。《服饰与考证》按《人类服饰文化全书》写作要求，文字精练，图片丰富，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服饰专业书籍。《服饰与考证》服饰考证范围为1840年至1949年（以清末民初为重点）。

时尚，当属创新行为，是每个时代极具生命活力的新生事物。倘若没有时尚，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便会变得机械、枯燥与乏味，充满了惰性与灰色。追求时尚，寻求刺激与挑战，创新与征服，是人类的一大天性，甚至可以说，时尚为人类的觉醒注入了巨大的活力。服饰是时尚流行的符号，也是一种个性的体现。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尚，只是有时寿命极短，如昙花一现稍纵即逝；有时仅为“小众”所接受……如今，时尚的概念更宽泛了，时尚就是要为大众所接受，继而认同，由时尚变成流行。而此时，时尚似乎也渐渐褪去了浮华的鲜艳光泽，取而代之的是具有一定生命周期和鲜明时代印记的社会属性。服饰与时尚融汇在一起的确有一种内在的召唤力和诱惑力，惟其如此，才会有潮流，才会有趋之若鹜的现象。从服饰的演变中，当然还可以看出人们时尚意识的嬗变。且不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国风国韵，就拿西方来说，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和谐韵律之美”、中世纪的“理性之美”、文艺复兴时期的“造型曲线之美”、17世纪的“巴洛克繁复之美”，还是18世纪的“洛可可精巧之美”，无不体现出时代赋予时尚的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