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规矩，江湖春点，保镖卖艺，摔跤练武；杂技戏法，评书流派，相声口技，大鼓竹板。《江湖丛谈》是20世纪30年代连阔如以云游客的笔名，在北平《时言报》发表的同名长篇连载之结集，它是我国现今仅存的一部客观而又比较全面地介绍江湖行当、 行话和内幕的书籍。根椐读者的不同需求，现将《江湖丛谈》分为《江湖黑幕》和《江湖行当》分别出版，以飨读者。

本书为文化创新书系之一，主要论述了符号经济与文化资源版权，并对创意中国的区域经济、广电经济、网络经济、影视经济、文化经济、奥运经济等案例进行专题探讨与研究，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文化产业的新的视角。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我一直觉得缺乏史料基础与中国文化资源动员的数据库建设，缺乏内容生产的知识要素与产业元素整理，为此我曾先后在《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专业性的报刊发文并开出专栏呼吁此事，同时又在文化产业专业的案例研究课程体系中做了几个深入些的专题。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并不是一个文化经济强国，关键缺乏对于文化资源的整理与版权建设的创新体系研究。本书上篇就是本着这样的想法，沿此作出的初步探索，也是我与所带研究生研习过程中共同研究的成果。其中第二章《神话资源与文化创新》有王丽芳同学的参与合作，第三章《蝴蝶意象与文化创新》有胡幽同学的参与合作，第四章《蓬莱语境与文化创新》有刘雅琪同学的参与合作，第五章《唐朝影视剧应该发掘的可制造的文化元素》有姚婷同学的参与合作，第六章《花木兰与文化创新》有李慧同学的参与合作，第七章《书院文化与文化创新》有屈中正、薛震湘同学的参与合作，第八章《江南梦与诗性文化》有唐自然同学的参与合作，第九章《邵阳非物质文化资源研究》有王丽方同学和《邵阳晚报》的陈尤英同志的参与合作。除此之外，本书中篇对于创意中国区域经济、广电经济、网络经济、影视经济、文化经济也都作了专题的探讨与研究。其中第十五章《中韩电视剧发展》有余杨同学的参与合作，第十六章《湖南电视产业》有舒高同学的参与合作，第十七章《兰州文化经济》有于欢欢同学的参与合作，第十八章《旅游卫视的文化创新》有王珏同学的参与合作。下篇对于全球经济与美国符号经济的文化产业作一个资料整理的比较研究，其中第二十一章《会展经济发展》有彭现同学的参与合作，第二十二章《博客网络新媒体》有王珏同学的参与合作，第二十三章《微软文化帝国》有何泽仪同学的参与合作，第二十四章《麦当劳文化帝国》有文婉莹同学的参与合作，第二十五章《好莱坞文化帝国》有陈枫同学参与合作。这本书对中国文化符号的要素与元素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也对美国世界文化产业的符号资本作了文化深描的比较研究，同时还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主题与创新案例也作了对策研究的整理，并从文化产业理论与符号经济学科建设、文化产业战略与对策研究、文化创新案例与实践等方面作了初步的系统探讨。创意文化产业首先是内容元素的核心符号资源体系，其次是要有能够把符号与资源、文化与创意变为资本与产业的产权与市场、金融与机制，这使我们又深入研发了广东文化产权交易所与中关村创业银行的创意文化经济链、资本链与相关政策法规、市场机制。这是中国创意文化产业的大事，也是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资本发展的大事。延此我们还要做纺织文化期权交易所等专项的文化产权交易市场与金融工具创新体系，以全面汇集国家文化资源、资本进入产权流通与产业资本市场平台，包括中国创意文化产业基金会的创立与筹建，从而促使国家文化产业进入文化制宪与创意资本化的全球产业博弈新时代。这本书只是一个文化资源动员的开始，但愿日后能有时间与精力展开更为深入的版权项目研发，能有更多的合作者一块致力于中国文化资源的整理与内容再生产的符号经济开发。同时，本书也是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暨南大学出版社的支持面世，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泉巍先生从策划至细致的编辑工作对于书稿的最后完善成书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足以为后记。

《先唐神话、宗教与文学论考》汇集作者二十年来的论文二十四篇，按时代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三编。先秦编收录论文九篇，大致方法是从商周时期的宗教巫术背景人手来理解相关神话及《周易》、《九歌》的创作，并对《庄子》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考证。两汉编收录论文七篇，主要论述两汉时期国家宗教与道教的建立过程，侧重讨论神话在宗教制度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魏晋南北朝编收录论文八篇，或追溯魏晋齐梁时期诗歌景物描写的发展历程，或考察仙道小说的佛道背景，或研究志怪小说中的类型故事，或探讨陶渊明辞官的真正原因。在很多问题上均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见解。

中华书局创办于1912年元旦，至今历95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华书局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知道中华书局的名字，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使用的教材和课外读物中，就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来，上中学、大学，阅读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也增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来，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大批中国近代的文集、笔记、日记、档案等。这对于中国近代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和教学帮助甚大。就我个人而言，不论研究或教学，都离不开这些书籍。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不仅是中华书局的读者，同时也是作者。我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因为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程时阅读史料的需要，决定编辑一部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较系统的参考资料。在编选工作进行中，我与当时中华书局近代史组的同志联系，他们很感兴趣，给予支持。这部《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是按历史顺序分编出版，第一编分两册，1840年至1842年为第一册，1843年至1864年为第二册，于1960年出版。《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由翦伯赞、郑天挺两位教授任主编，我负责近代部分，由于承担了这项新的任务，原来那部参考资料没有继续编选；在邵循正教授的指导下，经教研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终于按期完成，由郑老审定后，中华书局于1965年出版。1980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 除教学参考资料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我参与编撰的《中国近代史》教材。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初版。此后，经过三次修订，至1994年出版第四版。到现在已印了近30次，约130万册。这部教材，对高校历史系教学和广大读者起了良好作用，荣获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此外，我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也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2年，该书经过专家评审，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列为研究生教学用书。 作为中华书局的作者，对于中华书局尤其是近代史编辑室编辑们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有了直接的了解和深切的感受。担任我主持或参与编写的书稿的责任编辑们对书稿的审读都十分认真，发现问题（包括标点符号），就在书稿边上写了意见，或贴上小纸条，有的页上几乎写满了。这种敬业的精神，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感佩。在书稿修订的往返过程中，在与编辑的不断接触中，我和原总编李侃、现总编李岩、编审刘德麟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周其厚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时，跟我谈了他对学位论文选题的想法。他觉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期间很有影响的两家出版社，关于商务印书馆，已有几种研究著作出版，而对中华书局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打算以之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加以研究。我赞成他的选题计划，并建议他去请教当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李岩。李岩不仅支持他的选题，而且给予具体帮助和指导，向他介绍了中华书局的历史情况，为他的研究提供了资料的方便，使得周其厚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学位论文《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这篇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作者又对它作了必要的修改。本书内容为横排简体字。

要有效地认识掌握古代文化语词，可以遵循以下原则来展开：（1）选词常用性。古代的语词，即便只是文化语词，也是难于在有限的时日里被消化殆尽的。面对纷杂的语词，有必要进行适当的筛选。筛选的原则首先即可定位于常用性。常用性，从语词的出现情况来说，也即常见性。一般说来，语词的使用频率和常见度与其所反映的事象在该文化系统中的地位成正比。换言之，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接触广泛、应用普遍、认识深刻的事象，其在语言中的语词符号也往往会具有常见、常用性。（2）组织系统性。单个的字词考释，有利于对个别字词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但是个别零星，难成规模系统，如果以类相从，据义系联，便能相互串结，触类而通。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著作，特别是字词类的要典，如《尔雅》、《方言》、《广雅》、《释名》以及《说文解字》等，莫不如是。这样的安排原本是为便于系统地认识，有效地掌握而作出的。（3）内容综合性。单纯的字词解释，基本上从语言的层面来展开，印聚焦于语言文字的形音义的诠释和考辨，这是学科专门化的一种体现，中国的“小学”传统，虽然循着解经的目标，但在操作上也基本上是在文字、音韵、训诂的圈子里来进行。这样的训释与考辨，有利于促进语言文字之学的进步与发展，但是，对于真正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古代的文化语词，却显然存在不足，因为，文化语词以一定的文化背景为依托，与一定的时代历史相联结。因此如果将文化语词与其生成的文化历史紧密结合起来，将能使语词显现出历史的面貌，增强历史感，更具立体感。（4）材料、方法多样性。传统的学术研究，基本上依据传世的文献来展开，自真正的考古学在中国萌芽和发生，传世文献与地下实物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得以在学界采用，继而受到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我国古来为着礼治目标而形成的“礼失而求诸野”的认识，也应用到了学术的研究，于是，材料与方法的多样性便体现出来了。在文化语词的考辨与历史叙述中，采用这样的综合方法，无疑会增强所述事实的可信性和科学性。（5）诠释充分性。研究的对象既然是语词，那么对单个语词的形音义的解释就自然成了首要的任务。同时，采用类义聚合的方法，将同类系的语词联结在一起，若以系统的观念为指导，在单个语词的解释基础上，更进一步，对聚合在一起而语义相近的语词进行语义成分的异同辨析，则将更有助于对语词的共性特征与个性特点的真切认识。本书的写作，正是依照上述原则而完成的。

《地方文化产业经营》独辟视角，在国内第一次以地方文化产业经营作为研究对象，涉及内容包括宏观层面的理论构架、经营思想，中观层面的环境开发、空间开发、政策制定、产权改革、地方参与和非营利组织利用，微观层面的观光、节庆、休闲、文化商品开发、场馆经营等。该书可以作为文化产业界人士从事相关研究和实务的参考资料，也可以作为大学本科开设相关课程的教材使用。

这是国内首次对一个民族的儿童民间游戏所作的系统研究。作者收集和整理了彝族儿童民间游戏共计50余种。对其中26种进行了详细描述和深入研究，对其余各种游戏作了一般描述和讨论。这些游戏中的大部分现在依然流行于广大彝族地区，为各地彝族儿童所喜爱。在对它们进行了历史追踪和跨文化比较之后，通过对它们于儿童身心发展和教育功能与价值的分析和探讨，就儿童游戏的发生和本质、儿童民间游戏与教育的关系、彝族儿童民间游戏的教育功能及本项研究对当代儿童游戏发展的启示等方面，作者给出了富有创见性和实用性的研究结论。

《〈新民主主义论〉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从分析研究毛泽东的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入手，以小见大，从哲学、文化的视角透视中国主流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基本线索，寻找中国先进文化的源头活水和发展规律。书中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理性的分析，充分吸收了近年来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翔实地论述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包含的文化观及其对中国主流文化与后来几代领导人文化思想的影响。文中大量引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原话说明问题，善于挖掘原著所包含的科学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但又不拘一格，观点新颖，引人深思。

中国文化源远而流长。从渺遥远古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再到今天，其绵延的时间已超过五千年。随着考古发现的越来越丰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古代文化更加琳琅满目、多姿多彩。可以说，世界上几乎很少哪个民族的文化能够像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样体系完备、特色鲜明而又保存完整。

皮伟兵博士基于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从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对先秦儒家“和”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思考。作者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分析问题，比较好地攻读了原典文献，认真吸收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其对先秦儒家“和”政治伦理思想的系统研究，在学界尚属首次，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作者在如下几个问题上所进行的一些新的探索和发表的一些新的见解，尤其值得肯定和称道：第一，课题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书第一次把先秦儒家的“和”思想与政治伦理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探研，并作了理论建构；第二，深入探析了先秦儒家“和”政治伦理思想的逻辑构成。作者认为，宗法血缘的人伦定位与“和为贵”的政治伦理要求是先秦儒家“和”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点，“天人合一”与人性论是其理论依据，“和而不同”是其基本原则，仁义礼智信是其操作范式和基本范畴，等级秩序和谐是其政治理想和现实目标，以“礼”为依据和标准的社会建构与分层治理是其制度安排；第三，引进当代制度研究的成果来研究和分析先秦儒家的“和”政治伦理思想，提出了“群分和谐”的社会建构和制度设计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