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道德有着深厚的传统，但我们今天讲的传统是古代的传统还是经过近代人改造了的传统？本书认为，中国传统伦理道行在近代发生了历史形态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根本特征是近代伦理道德把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本原从天转变为人，并主要从时代精神的依天立道向依人立道、道德原则的绝对主义向相对主义、主体自觉的德性觉悟向个性与感性觉悟等方面的转变表现出来。这一转型的实质是消解绝对主义、摒弃形而上学、解构整体价值。近代伦理道德的转型既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对西方近代文化挑战的积极回应，而在根本上决定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根本变化，紧紧围绕近代中国救亡自强的主题展开，并且由于近代伦理道德文化主体的先天不足与后天积弱，这一转型并未彻底完成，但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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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本书通过解剖京剧中旦角使用的一种道具——跷（模仿封建社会妇女缠足）及其在本世纪的兴衰过程，考察分析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导致这些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既是艺术社会学领域的一项开拓性研究，填补了迄今无人涉猎的一项学科空白；同时，首次超越纯艺术观点，对京剧进行极富创建的宏观考察，为运用社会学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树立了一个好典范。本书图文并茂。

《诸子百家与现代文化》丛书概括了诸子百家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哲学性认识，努力探索先秦诸子学说中规律性的见解，一分为二地评介其为人处世的原则，实事求是地介绍了诸子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建功立业的方略。该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集中反映了人生哲理与智慧的结晶，对于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和思想文化素质有重要意义。 本书为其中一册，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读者介绍先秦诸子学说，使深奥难懂的学术著作成为广大群众能够读通弄懂的人文素质教材，这无疑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贡献。

收集在这本书里的文章，是专家们对近年来文艺界若干热点问题的“对话”。我很高兴能够先睹为快。《电视·电影·文学》杂志组织发表的这些“对话”，很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因为“对话”反映的问题既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参与对话的人又都是知名的专家，读这些文章，不像读某些长篇大论那样得花费许多时间，这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这些文化性“对话”对我同样很有帮助，为我提供了不少知识和信息。作为一个迟到的读者，这里也谈一点我的看法。我已做了近七十年电影的看客。三十年代喜爱《渔光曲》、《大路歌》这些影片，抗日战争胜利后看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影片至今记忆犹新。五十年代后喜欢赵丹、石挥等主演的片子。现实主义的、积极进步的、爱国抗日的，又有较强艺术感染力的、富有批判精神和人情味的，我都要看。积多年之经验，我觉得还是对当时这类影片最有感情。而对只有宣传作用、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影片，感到既不够实、饱满，又枯燥乏味，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大红灯笼高高挂》、《黄土地》等我也看过一些，虽有新鲜感，但不很强烈，搞不清也并不关心谁谁是第几代。谢晋导演的揭露“反右”丑剧的几个片子，我认为在当时形势下是很有胆识的，却受到了一些轻薄见解的指责，认为这些影片太不实事求是。持反对意见的人自以为超越了时代，其实是脱离了我们这里的实际。须知到了最近对“反右”丑剧才有了一些突破禁区的气象，而多少受害者却墓木已拱了。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影片可以说比所有人为拔高的都强，因为它们总是比较真实，比较切近人民的生活。也许正因误遭批判，才更提高了它们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这同八个“样板戏”后来受到大家的坚决拒绝，形成了最鲜明的对照。这就是人民的选择，任何一时的高压都只能以失败告终。张艺谋导演的片子颇有创新，颇有气魄。他的粗狂、野气，正是对多年来驯服得太缺少骨头、太软弱、太陈腐的一种冲击。拍摄精心，话语不多，引人思考。对比后来那些滔滔不绝的油嘴滑舌，对比一向充斥的高头讲章、套话官话连篇，是另一种境界。显然可喜得多。后来确有迎合外国猎奇趣味的苗子，形式精致，内涵不足。但愿这个难得的人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潜力，不要疏离本土，不要太偏执，多点社会主人公抱负。

本书主要探讨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念、文化模式以及由此理念和模式所决定的文化建设的内容。

本书充分展示了梁祝文化的绚丽多彩，反映了梁祝文化整理和研究的最新成果，本部分为学术论文卷。

我在上面说过，中国人不但能“拿来”，也能“送去”。在历史上的“送去”，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只好送去了。想要上纲上线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必须认真完成的。我们必须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分送给世界各国人民，使全世界共此凉热。简短一句话，我们编纂这一套丛书的目的，就在这里。本书所涉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学者，基本上没有到过中国。他们主要的凭靠着传教士、商人和游历者对中国的描述，并参照西方版本的中国经典来完成自己的认识过程的。公允地说，传教士东来，对于中国法律文化的西传，意义尤大。

龚书铎我国藏书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即以秦汉以来而言，皇室、官府、书院、寺院、私人等藏书先后出现，构成古代藏书的多样系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藏书事业也发生了变化。近代藏书，从性质、使用到地域分布等许多方面，都与古代藏书有明显的不同。例如，古代藏书以封闭性私藏为主要特征；近代则以公共藏书为主导，私人藏书为辅，化私秘为公开、公用成为近代藏书的发展趋势。古代藏书偏重于图书的购藏、校雠、抄刻，使用率较低；近代的公共藏书则更为重视图书的分类、使用与传布，公私藏书机构对书籍的保护和利用所肩负的责任也更重了。古代藏书事业先以长安、开封等地为盛，后向江南转移，明清时形成以江浙为藏书中心的局面；近代的藏书事业则从江浙向南北扩展，南方的广东、湖南和北方的京、津地区又形成了新的藏书中心，等等。中国藏书文化在近代发生的变化及其所具有的特点，其原因除去藏书事业本身的因素之外，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是分不开的。藏书事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不可能孤立于社会之外其盛衰变化必然要受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对藏书文化的研究，既要在藏书事业本身下功夫，又要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更好地阐明近代藏书文化的变化。李雪梅同志在研究中国近代藏书文化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她不是就藏书谈藏书，而是把它与近代社会的变迁密切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近代社会变迁对藏书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书中着重以从传统藏书的私秘性转变为近代藏书的公开、公用性为主线，论述了公共藏书意识、图书馆运动的兴起、发展和完善，以及公藏与私藏的并存等问题，大致反映了近代藏书的基本面貌。她对近代藏书文化的研究，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出发的，但又注意把图书馆学史、目录学史、藏书史三个互有关联而研究对象不尽相同的领域放在“藏书文化”这样一个视野下进行观察，展开研究，很具有开拓性。对于中国近代藏书文化，以往学术界还缺少全面、系统的研究，这部著作的出版，对弥补这一薄弱环节是非常有意义的。作者自1989年以来即有志于收藏史和收藏文化的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藏书文化是收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近代藏书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有助于收藏史和收藏文化的研究。书的出版，不等于研究的结束。中国近代藏书文化涉及的方面很多，由于学识的限制，书中难免会存在不足，这有待今后的继续研究来加以弥补。1997年年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