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伟兵博士基于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从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对先秦儒家“和”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思考。作者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分析问题，比较好地攻读了原典文献，认真吸收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其对先秦儒家“和”政治伦理思想的系统研究，在学界尚属首次，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作者在如下几个问题上所进行的一些新的探索和发表的一些新的见解，尤其值得肯定和称道：第一，课题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书第一次把先秦儒家的“和”思想与政治伦理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探研，并作了理论建构；第二，深入探析了先秦儒家“和”政治伦理思想的逻辑构成。作者认为，宗法血缘的人伦定位与“和为贵”的政治伦理要求是先秦儒家“和”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点，“天人合一”与人性论是其理论依据，“和而不同”是其基本原则，仁义礼智信是其操作范式和基本范畴，等级秩序和谐是其政治理想和现实目标，以“礼”为依据和标准的社会建构与分层治理是其制度安排；第三，引进当代制度研究的成果来研究和分析先秦儒家的“和”政治伦理思想，提出了“群分和谐”的社会建构和制度设计理念。

《先唐神话、宗教与文学论考》汇集作者二十年来的论文二十四篇，按时代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三编。先秦编收录论文九篇，大致方法是从商周时期的宗教巫术背景人手来理解相关神话及《周易》、《九歌》的创作，并对《庄子》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考证。两汉编收录论文七篇，主要论述两汉时期国家宗教与道教的建立过程，侧重讨论神话在宗教制度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魏晋南北朝编收录论文八篇，或追溯魏晋齐梁时期诗歌景物描写的发展历程，或考察仙道小说的佛道背景，或研究志怪小说中的类型故事，或探讨陶渊明辞官的真正原因。在很多问题上均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见解。

中华书局创办于1912年元旦，至今历95年。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华书局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知道中华书局的名字，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使用的教材和课外读物中，就有中华书局出版的。后来，上中学、大学，阅读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也增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来，中华书局出版了一大批中国近代的文集、笔记、日记、档案等。这对于中国近代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和教学帮助甚大。就我个人而言，不论研究或教学，都离不开这些书籍。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不仅是中华书局的读者，同时也是作者。我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因为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这门课程时阅读史料的需要，决定编辑一部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较系统的参考资料。在编选工作进行中，我与当时中华书局近代史组的同志联系，他们很感兴趣，给予支持。这部《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是按历史顺序分编出版，第一编分两册，1840年至1842年为第一册，1843年至1864年为第二册，于1960年出版。《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由翦伯赞、郑天挺两位教授任主编，我负责近代部分，由于承担了这项新的任务，原来那部参考资料没有继续编选；在邵循正教授的指导下，经教研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终于按期完成，由郑老审定后，中华书局于1965年出版。1980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此书的修订本。 除教学参考资料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我参与编撰的《中国近代史》教材。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初版。此后，经过三次修订，至1994年出版第四版。到现在已印了近30次，约130万册。这部教材，对高校历史系教学和广大读者起了良好作用，荣获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此外，我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也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2年，该书经过专家评审，被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列为研究生教学用书。 作为中华书局的作者，对于中华书局尤其是近代史编辑室编辑们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有了直接的了解和深切的感受。担任我主持或参与编写的书稿的责任编辑们对书稿的审读都十分认真，发现问题（包括标点符号），就在书稿边上写了意见，或贴上小纸条，有的页上几乎写满了。这种敬业的精神，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感佩。在书稿修订的往返过程中，在与编辑的不断接触中，我和原总编李侃、现总编李岩、编审刘德麟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周其厚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时，跟我谈了他对学位论文选题的想法。他觉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是民国期间很有影响的两家出版社，关于商务印书馆，已有几种研究著作出版，而对中华书局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打算以之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加以研究。我赞成他的选题计划，并建议他去请教当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李岩。李岩不仅支持他的选题，而且给予具体帮助和指导，向他介绍了中华书局的历史情况，为他的研究提供了资料的方便，使得周其厚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他的学位论文《中华书局与近代文化》。这篇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作者又对它作了必要的修改。本书内容为横排简体字。

一位美国外交官的震动世界之作，一把全面揭示中国人特质的钥匙。不是为中国人辩护，不是向中国人表示歉意，不是对中国人的批评，也不是为中国人歌功颂德。试图通过自己的视角告诉你他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中外著名学者费正清、夏晓虹高度评价并鼎力推荐本书。如果我们可以用更理想、更标准的人的标准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人，情况就会更好。更广阔的视角不但能使我们的结论更为精确，更加合理，还有更为深远重要的价值。——切斯特·何尔康比切斯特·何尔康比在中国居住多年，几乎在中国各个角落、各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过接触，甚至与一些人建立了亲密友好的关系。他声称自己在书中所展示的是接触和了解中国社会时所得到的“几点心得和体会”。“力图用大视角、粗线条的几笔”，勾勒出“中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因素”，从而准确地描绘出真正中国人的形象。他在书中对他所看到的中国社会作了一个全方位的鸟瞰。虽然不免有许许多多的偏见、误解和曲解，有的是西方人所固有的偏见和曲解，有的是文化上的误读和误解，但大体上还是勾勒出了一幅中国的社会的真实画卷。甚至在一些方面还具有理性的现代化的外来旁观者的深刻洞察力。

本书是《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六卷，也是我社出版的本系列图书的第六本。本书是一本专业性较强的文化产业研究文集，由上海交通大学与文化部共建的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办。前几卷出版后，得到了有关专家和读者的好评，对书中设置的 “理论与政策”、“改革与发展”、“文化产业与区域文化发展”、“国际文化产业观照”等栏目给予了充分肯定。本卷除原来的“理论与政策”、“改革与发展”、“国际文化产业观照”等栏目外，又增加了“文化产业与城市文化发展”栏目。本卷收录了韩永进、胡惠林、凌金铸、朱宁嘉、王亚南等人的21篇文章，是文化界学者最近一年来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行研宄、探索的最新成果汇萃。本书的作者大多是我国目前走在最前沿的一批文化产业研究专家、人文学者以及一批关注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文化产业的实业家。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个世纪之中，在一片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人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人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是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在身份上依然是自由浮动的游士，在心态上更是没有安顿下来，总是要依附在某个阶级、党派或社会政治力量身上。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一个奇迹，是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争、内乱和革命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讨舌十廿。

《新北京》我分三本来定。第一本专写城北。“北”究竟是怎样的方向？城市之“北”又应该具有什么功能？按照传统观念来看，住家城市之北应该是幸福的，但以现代理念来看，又丝毫没有可以骄奢之处。这就因为其他三个方向，也都各有所长。本来四个方向应该齐头并进，但对之如果缺乏自觉，就只能变成“摊大饼”了。退休后，我就集中力量探访并研究新北京，以为这都是我写作上的转型，才值得认真去准备与写好它，新北京实在太大了，真不是一个人应能“搞”得过来的。但写作这行为，似乎又不是可以结伴进行的。我还是“单干”了。我是站在一个杂家诚挚的心态，抒写了个体的所见所闻与心中的感慨。

以虎为题材的绘画由来己久，据载唐代画家吴道子，宋代包贵、包鼎，元代周耕云，明代赵廉均为画虎名家，可惜作品未见流传。清代画家丘天民曾结屋深山观察虎，据说他画的虎“犬一见皆惊”。高其佩为画虎“独行入山，偷看虎以资画理”。到了近、现代，画虎艺术成就超过前人，其中张善子、刘奎齡等吸收西方手法，笔下之虎活灵活现，神态逼真。从中国虎艺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社会思想文化观念与虎艺术的相对影响。虎艺术的兴衰发展也反映出虎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国虎文化》收集整理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以虎为题材的图案造型300余件，书写金、篆、隶、楷、行、草六种字体，诗词、楹联、书法作品多幅，并以虎的自然生活为原型，呈现一百二十余虎白描长卷，以供读者赏阅参考。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至今已经十五年了，撰写和编辑的各种出版物。《国学研究》的出版被认为是国学兴起的标志。它容纳了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史学、哲学、宗教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中西交通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等多个学科。这是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一个展示台，是各学科的学者们互相交流对话的场所。大家的研究对象是同一个国学，而研究的视角是多种多样的。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便於读者全面深入地理解根底深厚而又丰富多彩的国学。

本书以清闲可读的学术语言，透视了诸如艾滋病、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等当今社会的许多热点问题。可见新锐人类学学者关于学术、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