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的体例近似与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作者在地理游历文字中，评述了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卢梭、马尔罗和萨特等人的思想，找寻了现代中国与法国在文化历史上蛛丝马迹的关联。司汤达说：“小说是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中“镜子”自然是既照到人，也照到已。并且主要还是照自己。《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即是这样一面起中介用的镜子，可以带着你在法国四处漫游。从伏尔泰到卢梭、从法国五月风暴到巴黎公社、从马尔罗的恋情到拜倒在法西斯石榴裙下的作家、从一战中国劳工的命运到巴金在法国留下的痕迹……地理的旅行之上，有时间的旅行之上，还有人文的旅行，人文的旅行之上，便是心灵的游荡。那是不需要签证的。

泰戈尔1924年的访华对中印两国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抱着沟通两国文化的目的而来，客观上使早就中断的中印文化交流重新焕发了活力，也使中国人在当时几乎令人绝望的社会环境中看到了另一种具有可比性且可以参照的文化传统。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以及泰戈尔对这种环境的不了解，最终使这次难得的文化交流变成了不欢而散的聚会，在鲜花和荆棘的双重簇拥下，这位印度诗哲默然离去，至今令人深感惋惜。《泰戈尔与中国》是一本学术著作。书中以翔实的材料，梳理了泰戈尔的思想学术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以及他本人在中国的游历和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他来华的不同反应。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把握和分析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充满喧哗与躁动的今天，这是一部泰戈尔研究的难得之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日常生活批判是20世纪兴起的文化哲学领域。它同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并列为不同类型的文化批判理论。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卢卡奇、赫勒、科西克等人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日常生活批判问题。这些理论对我们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在理论范式、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上与我们有很大差异。例如，胡塞尔所关心的是通过回归前科学的和前逻辑的生活世界而重建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海德格尔和列化；而我们面对的则是如何消解自在自发的传统日常生活世界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文化阻滞力。因此，我提出要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背景，构建中国的日常生活理论范式和日常生活批判与重建的实践模式。中国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得以展开，但迄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还具有初创和奠基的性质，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2004年夏天，余秋雨曾说要封笔，要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在海内外传媒上闹得沸沸扬扬，这是真的吗？这与学界对余秋雨散文的评价所经历的“从颂歌合唱到骂声如潮”的过程有无关系？余秋雨在“文革”中到底有无做过“四人帮”的御用写手？他是如何从“文化苦旅”迈向“法律苦旅”的？他的“法律苦旅”是“圆满结束”，还是彻底破产？被称为“世界华文文化界最火爆的一件事”的余（秋雨）古（远清）官司，他是赢还是输？才思敏捷的他，文品和人品有无缺陷，有无顺手牵羊剽窃过别人的文章？他去年扬言要“自杀”，是肉体自杀，还是精神自杀？他的自传《借我一生》，有无改写、伪造他的“文革”历史？本书汇编了学术界不同看法和相关报道，并作了独到的评点，还公布了鲜为人知的史料和证据，从而解构了余秋雨一贯“站在正面”的神话。这可谓是对十多年来“余秋雨现象”的总盘点，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对研究“文革”文化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郑逸梅先生（1895～1992）是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大家。自1913年起，他就在报刊发表文字，至耄耋之年仍然挥笔不辍，成就一段文坛佳话。其笔下著述，多以清末民国文苑轶闻为内容，广摭博采，蔚为大观，成为了解近现代文艺界情形的宝贵资料。郑先生早年作品多用文言，简练含蓄，饶有风致；晚年炉火纯青之作，则用白话间以文言，笔墨卷舒之中，人情练达之处，皆能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这些作品以别具一格的小品文体和雅俗共赏的风格，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好评。五一期间推出《艺林散叶》《艺林散叶续编》《书报话旧》。（《文苑花絮》《清末民初文坛轶事》《近代名人丛话》待出）。前两本书以笔记文体琐记近现代文史掌故，文字短小精悍，叙述亲切生动，兼具史料性和趣味性；《书报话旧》以通俗平实的文字琐谈清末民国出版界、报界旧闻逸事，勾勒出了一部富有参考价值的文化史料，具有比较强的可读性，素来为关注近现代文化史的学人称道，也吸引了不少普通读者的兴趣，可称雅俗共赏。<

中国文化走过了悠悠几千年的历程，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宝藏，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自19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开始面前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入发掘中国文化潜在的生机与活力，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在不断探索的问题。本书共收录了成中英先生的19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成中英先生主要从哲学研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与价值，对中西文化的异同进行了比较，进而论证了使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与世界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与方法。<

性爱观是人的深层价值秩序，1920年代是中国现代性爱观形成的时期，本书通过对性爱问题在1920年代中国文化中的轨迹的沟沉，勾勒了1920年代性爱问题这一现代现象的文化地图，并借此重新审视1920年代小说流变过程中的文学现象，发掘重要文学现象的现代性内涵；对1920年代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的现代性意义进行了重新阐释。作者除了要在性爱问题这样一个现代性背景下阐释一段文学史的现代性内涵，对最终以现代性重写文学史提供一个试验性的探索，还希望为我们民族在新世纪的“立人”寻找一个并不久远的坐标。<

在“创新”的声音喊得震天响的时候，上海文庙管理处聚集的一批有识之士能够静下心来研究儒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创新是时代的需要，是发展的前提。“不创新，毋宁死。”可是，任何创新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攀登。假如说前人是100，那么，创新就是“100+1”。没有研究过前人成果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创新可言的。不了解前人的成就，而声称创新，那不是夜郎自大，就是闭着眼睛说瞎话。现在人们的历史兴趣在淡化。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殊不知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也会有创新。君不见在收入《与孔子对话》一书的论文中，不也有很多闪闪发光的新思想、新见解吗？能否创新不取决于研究对象，而取决于研究者刻苦钻研的程度和思想解放的高度。儒学是儒家的创造。在儒学提出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在熠熠生辉。现在举国上下都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和谐社会说一千，道一万，概括起来无非是人与社会互相融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实说，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都能从儒学那里得到借鉴，找到先声夺人的警句。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不就是在提倡“和”吗？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看！孟子把“人和”提到何等高的位置！现在我们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现在有些人在把“以人为本”异化为“以‘己’为本”，歪曲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老实说，这种做法还不如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开明。《论语》里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请问：那些贪污受贿、挥霍无度、搜刮民脂民膏的达官贵人，你知道现在还有“连喷嚏也打不起”（即感冒没钱看病）的贫困群体吗？你“欲立”怎么就忘了“立人”了呢？你“欲达”怎么就忘了“达人”了呢？当前中国犯罪的一大特征是：家族犯罪。对于一些犯罪的高官来讲，高官还在“双规”，尚未逮捕，而妻儿已经锒铛入狱。为什么？因为他们奉行的是“老子发财儿有钱”的封建血统论，而不是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继承过去，是为了推动今天。研究儒学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因此，《与孔子对话》一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古为今用，有助于和谐社会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变成光辉的现实。

辽宁是一个拥有44个民族的多民族省份，除汉族外，还有满、蒙古、回、朝鲜、锡伯等43个民族。辽宁是满族的发祥地和当今满族、锡伯族的最大分布省份，以满族为代表的关东民俗特色鲜明。辽宁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他们用自己的勤劳智慧与恶劣的环境抗争，适应特殊的自然条件，各民族融合共生，由此形成辽宁地域文化中所特有的朴实、厚重、豪爽、诙谐的一面。独特的区位与自然条件、特有的历史进程与民族融合特点是形成辽宁旅游文化的本源。在辽宁旅游业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认真思考辽宁地域文化特点及其深刻内涵，适应旅游市场发展需要和旅游开发新趋势，理性地研究辽宁旅游开发的战略策略，这是时代赋予旅游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更是我们关心辽宁旅游业发展的同志不容推辞的历史责任。《辽宁旅游文化研究》的主体部分由佟玉权和韩福文完成，同时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参加《辽宁旅游文化研究》编写的还有马鹤丹、孔祥芝两位同志，她们分别负责执笔第二章和第六章。以旅游开发的视觉审视省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问题在国内还应该是拓荒之举，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疏漏甚至错误很难避免，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教正。

诗歌是人类情动于中时最好的宣泄方式，是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和追求，只要人类有感情、有憧憬就有诗歌。中国是诗歌的大国。本书作者从纵向勾勤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演变概况;其资又从诗歌的“言志”“传情”“写景”三方面阐释了诗歌与人生的关系。人类的情感，古今并无不同。如今的读者依然能够从古代诗歌中找到各种感情共鸣对心灵的慰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