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与文化创新研究丛书·文化立人：从鲁迅到萧红的新文化缔造》以从鲁迅到萧红“文化立人”的新文化重构为研究宗旨，以现代文化思想发展的矛盾、问题、症结、旨归为线索，研究新文学、新文化的发生、发展与现代文化的重构及其与五四新文化甚而近代启蒙文化以来人的发展的主旨的关系，故谓之“立人”，即以文学救国的文化启蒙与以文学艺术启蒙的“立人”审美文化创造，以及对此所作的文学评论、文艺批评、文艺美学的“立人”文化阐释与“国民性”改造的文化反思、文化批判、文化自觉，探索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发展的学术、文化史与思想史，及其形成的文化强国与文化创新的审美文化知识文明创新体系，《文化强国与文化创新研究丛书·文化立人：从鲁迅到萧红的新文化缔造》是为现代文化智库的思想源与创造源，学术源与知识源，审美源与艺术源。

《1933，聆听民国》讲述了244个民国时期百位文化精英的未来梦想，其中包括“未来中国梦”、“未来个人生活梦”两个方面。在中国历史上，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知识分子集体“做梦”还是第一次，这244个梦想为20世纪留下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让我们一起重温民国旧梦，聆听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集体叩问：“中国的明天会好吗？”1932年11月1日，久负盛名的《东方杂志》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约400多封征稿信，主编胡愈之在信中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大讨论，本次讨论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40多位、244个 “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胡秋原、陈翰笙、张申府、严灵峰、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楼适夷、宋云彬、章乃器、茅盾、周予同、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杨杏佛、孙伏园、洪深、傅东华、马相伯、林语堂等，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文化界名流。《1933，聆听民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精英界的思想趋向，值得仔细品味。在244个“中国未来梦想”中，有的积极乐观，如柳亚子先生的梦是一个“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为一个大联邦”，“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有的先生直接骂题。陶孟和先生说：“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他主张人所需要的是合理的思考，依据事实的思想，而不是梦想。倪文宙先生也说：“把梦境当做了实现境，有大大的危险性。”鲁迅直言到“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但是，我们还是维持我们的主张：“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寺庙庵观-中华寺庙文化撷萃》，本书稿是“中华传统文化书系”的一种。将中国寺庙文化作为独特的文化形态，从寺庙格局、寺庙变迁、建筑艺术、造型艺术、书法艺术、诗文艺术、绘画艺术、法器艺术、佛乐、舞蹈、陈设等方面，用文图并茂的形式展示给现代读者，形式新颖，内容丰富，便于现代读者在短时间里了解中国文化遗产独特的内涵，是一本介绍寺庙文化的知识通俗性读物。

《基督教文化概览/高等院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宗教文化系列》内容可分为四大部分，即历史考察、经典解读、教义分析和宗教实践。在“历史考察篇”中，我们将以基督教历史上的几位灵魂人物和几起重大事件为线索，对基督教的产生发展及其三大宗派（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兴衰变迁做出画龙点睛式的评述；在“经典解读篇”中，我们将首先从整体上介绍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大的经典——圣经的独特性质、编写过程、疑难问题和阅读技巧等等：在“教义分析篇”中，我们将系统介绍和分析基督教的几大核心教义（上帝论、基督论、原罪说、救赎论、末世论等）的来龙去脉和真实含义；在“宗教实践篇”中，我们将分三个层面来介绍基督教特有的宗教礼仪、重大节庆、风俗习惯、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为了兼顾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读者，本书没有像很多相关的研究专著那样使用过于专业化和学术化的语言来进行写作，而是尽可能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基督教的历史、经典、教义和生活等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为了适应大多数普通读者的需求，本书还在很多讲解的后面添加了相关的传奇故事和生动事例，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中快速掌握基督教文化的方方面面。

物质文明是一把双刃剑：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人类需要一种更高的智慧去控制这把双刃剑。这种智慧是单纯的西方文化所不能胜任的，需要汲取主要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 ，就是要将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起来。 在国家危难，全盘西化的滔滔浪潮冲击之下，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精神逐步失去了自我。如何复兴中华文化，如何将之与西方物质文明有机结合，在科技力量迅猛发展的今天，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也是《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的旨意所在。

一个中国学者远渡重洋来到欧洲，给一群所谓的“中国通”讲电影与文化。面对着各种光怪陆离的问题、强词夺理的抬杠，他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这个过程中，中西两个阵营的文化差异以一种妙趣横生的论战风格被诠释出来。《红河谷》如何成功让一个女人从黄河漂流到雅鲁藏布江；《地道战》《地雷战》靠什么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民族战争片；白毛女何以坐上了奶奶庙的神坛；八十年代的北漂是如何《混在北京》的；冯小刚电影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他不让自己显得高深一点。作者以自己的独特思维，对这些荒诞不羁、故作高深的问题一一作答，令人捧腹的同时又蕴藏深意。

《中国竹文化通论》力图通过挖掘竹子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阐明其文化机理。《中国竹文化通论》对各类具有观赏价值的竹种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做到图文并茂、语言简洁、雅俗共赏。体现了竹文化的发展脉络，如竹诗、竹画、竹文等章节对竹文化，特别是它的美学形象、美学意象的演进作了系统的表述。

《中国城市文化脸皮书》分三部分，用作者的话说分“三层皮”。第一层皮，谈城市规划；第二层皮，谈城市建筑；第三层皮，谈城市文化。三层皮的总和，便是关于中国城市文化的脸皮。本书作者用一句话定义此书：“一个想搞面子工程的建筑师说厚脸皮与好面子的关系。”

《什么是当代》为作者近年来文章的最新结集，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启蒙运动的发生，以及由尼采开始的对启蒙运动的批判，这也是对启蒙运动批判的一个特殊的法国路径。第二部分从植物、动物和垃圾等别样的角度入手，对城市、空间和家政等现代现象展开了全新的解读。第三部分对当代文化、艺术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把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与奥威尔联系在一起的，是“二二得几”的问题。据狄更斯的描述，“二二得四”的算术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逻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来说，只有“二二得三”、“二二得五”才能表达了个体的自由选择；在奥威尔看来，尽管“自由可以说就是二加二等于四”，但“老大哥”却有办法让你说“二加二等于五”。近年来，有关文化的各种论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膨胀开来，但千言万语，似乎也还没有给出多少新的认知和体验。有关“二二得几”的三种回答当然也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但上述三种情形至少提醒我们文化不是什么：它不是功利、不是公式、不是权力。反论可以转成正论：文化建设需要超越功利的理想、突破公式的自由和反抗权力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