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着文化市场的究竟是需求还是欲望？真正的需求到哪里去了？谁在支配和操纵公众欲望？是文化商品的生产者还是文化商品的推销员？这是文学和文化传播中的一个新秘密。本文集是作者近两年在各大媒体发表的文章结集，是一本涉猎广泛的文化时评集，既有对当代文化热点现象的点评、对文化商品消费市场的解剖，对文学作品的社会学分析，也有对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的评论，对前苏联诗人的惨痛生活及其创作的评介等等。该文集将文化现象和文学问题放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兼有学院派批评的严谨性和媒体批评的前沿性。作品文风犀利，将想象力和思辨性融为一体，可读性强；特别是能够将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纳入理性思维的轨道，不失学理和思想上的启发性。<

在这部内容广泛的著作中，约翰·B.汤普森对文化与意识形态进行了独特的理论诠释，并使这一诠释与现代世界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相联系。他概述了关于大众传媒及其影响的各种相关理论，运用深度解释学模式，揭示了意识形态在当代文化各个层面的辐射和穿透，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做了延伸和拓展。本书的主旨之一是对意识形态与大众传播之间的关系作出详尽而不同的解释——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据大众解释的发展重新思考意识形态的理论。在探讨这项主旨时，我将采取一种三阶段的论证策略。我一开始将重新考虑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追溯其主线轮廓和偶尔的弯路。根据这样简要分析历史的背景，我将制订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定概念，它保留了这个概念的某些遗产，同时去除了一些在我看来站不住脚的设想。此后我将研讨近年来提出的有关现代社会意识形态性质与作用的某些一般理论表述。我要说明这些表述在许多方面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它们对大众传播的处理以及其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意义。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我们必须改变分析的焦点：这是我第二阶段的论证策略。我将主张我们必须阐明一项理论架构，使我们能了解大众传播的明显特点和它的特定发展道路。这项架构的关键就是我所谓的现代文化的传媒化。这点，我指的是象征形式的传输越来越多地通过传媒产业的技术与体制机构的中介这一总进程。我们生活在当今社会里，象征形式的制作与接收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体产业各种技术体制机构的中介。对这一进程的探索包括若干考虑。在概念上，我们必须研讨象征形式的性质以及它们与制作、传输和接收它们的社会背景的关系，研讨的范围属于传统上界定的文化概念的领域。在历史上，我们必须重新构建某些技术传输手段的发展以及这些技术手段已经并且仍然在部署的体制形式。在理论上，我们必须思考这一传媒化总进程的性质，它对现代世界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影响，它对一般的社会与政治理论、特别是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含义。本书前言本书是我早先一部著作《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中最初勾画的一些思想的发展。早先那部著作主要是对当代社会理论中若干突出贡献的批判性评估。在评估过程中，我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想法，涉及意识形态的性质与作用，意识形态与语言、权力和社会背景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在具体情况中可被加以分析和解释的方法。本书的目的是开始研究、发展这些想法，使它们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解释。这一解释肯定得益于他人——其他理论家以及其他从事经验和历史研究的人——的作品。但是我设法超越我得到的使我受益的材料，试图扩展现有的分析架构，并促进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虽然在许多方面本书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一书中提出的研讨项目的继续，但有一个方面与前书有很大不同：在本书中，我力求更多注意象征形式由于并借以在社会领域流通的社会的形式和过程。所以我以相当篇幅专注于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发展，我认为那是现代文化的一个肯定的特征和现代社会的一个中心的维度。我对大众传播的性质和对传媒机构及发展的分析引出了更多的问题，我无法在本书的范围内充分讨论，但我计划在以后一部关于社会理论和大众传播的著作中作进一步探讨。在思考本书中讨论的思想时，我得益于他人的一些评论与批评。特别要提到安东尼·吉登斯和戴维·赫尔德：他们一直在共同进行一场极有价值的对话，而且无疑会继续具有极大的价值。彼得·伯克、利兹贝思·古德曼、亨利埃塔·穆尔和威廉·乌思怀特读了本书的初稿，给了我许多有益的、鼓励的回馈。我还要感谢埃夫里尔·西蒙兹熟练的文字加工，感谢吉利恩·布罗姆利细心的编辑工作，感谢布莱克韦尔—波利蒂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许多人对出版和发行本书做出的贡献。最后，我要感谢最近多年中腾出空来，帮助我撰写本书的许多朋友，他们的慷慨之助不是我几句致谢的话所能表达的。

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资助出版。本书共分为五章，内容包括了“恐惧的帝国和恐怖的词藻”、“宗教没有极端主义”、“受到特别关注的地区”、“前年沧桑话里海”等。

《德意志思想评论》是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同济大学德国　学术中心主办的专业性连续出版物，2003年起出版，年出一卷。每卷设有固　定栏目“尼采/海德格尔研究”，以示本刊重点。其他栏目灵活机动，可增　可减。凡涉及德国古典哲学、德国现代哲学、德语诗学、中德比较文化研究　等领域之学术论文和译文，均欢迎赐稿。《德意志思想评论》诚邀学界同仁伸出同济之手，协力推进我国的德国　文化研究事业。本卷收录了由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系主办的“德国哲学　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海，2004年6月1113日）的部分会议论文。

本书是一部探讨唐宋时期文学观念转变的著作。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先后在史统观、道统观、文统观三个层面展开，文学观念的转变相应地经历了三个阶段：一、随及初盛唐时期，在史统影响下，通过与史学观念的比照、文学观念被定格为“质文代变”。二、中唐至北宋中期，在道统影响下，“质”被演绎成儒家之“道”，“文”的观念也发生了阶段性改变。“质”、“文”之辨转化为“文”、“道”之争，最终导致“文”、“道”分离。三、北宋中后期至宋末，在剥离掉史学与哲学影响之后，“文”的内在属性得以充分显现。外在于“文”的因素被消解。“文”的统系意识不断强化，“文统”内部以文体为核心形成的“正”、“变”观，成为影响文学观念的主要矛盾，从而最终使“质文代变”的文学观被“文体正变”观所替代，实现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巨大转型。<

《大公报》是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张大报，它诞生于1902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不仅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且它已经也经过起起落落，历史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饱尝了一个世纪的沧桑。作者选择《大公报》最辉煌和最鼎盛的时期，即1926年到1949年“新记”《大公报》时期的几个重要文学副刊作为对象，力图通过对这个文学舆论空间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动态而历史地展现《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贡献以及两者间的依存互动关系。本书以各个时段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经线，以各个历史时段中出现的主要文学现象和问题为纬，分别对于四个时期的《大公报》文学副刊进行了考察与论析，于文学历史现象有许多发现，提出了不少富有创造性的令人感到非常新颖的意见。

本书内容包括：神道的起源、神道的流派与变迁、明治维新后的神道、神道的特质、神道上的神宫和神社、神道中的祭祀、神道与艺术等。

本书是一部有关中国戏剧史的专题研究著作，主要探讨佛教对我国戏剧形态的影响这一宏观而又众说纷纭的学术课题。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本书具体讨论了佛教与我国戏剧的演出场所、脚色、剧本体制、音乐、表演身段诸方面的关系，所涉及的主要戏剧品种有金元杂剧、明清以来的地方戏、藏戏、傀儡戏影戏等。本书重视原创性，从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入手，其显著特色是第一手材料的使用，尤其是汉译佛经中相关材料的分析和运用，同时结合文物图片，逐一对具体个案作出有说服力的考证，从而使佛教在我国戏剧的成熟过程中起了催化剂的重要作用这一结论显得水到渠成。本书从佛教于古代戏剧关系的角度切入，对戏剧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或作出了新的解释。例如，宋代戏剧演出的重要场所“瓦舍”原为僧舍，“勾栏”亦与佛寺建筑相关；元杂剧的“题目正名”、“楔子”、“折”等，均从佛教术语借来，戏剧史上存在一个从敷演佛经到敷演戏曲的过渡环节；藏戏不属于傩戏，而是典型的佛教戏剧；我国皮影戏不是在宋代才成熟的，而是在佛陀“以影说法”的影响下，成熟于中唐时期等。总之，本书为中国戏剧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材料与新的结论。

政治不是道德清谈。政治是正义和伦理原则碰到现实问题的灰色地带。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他们的责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义和功利政治之外，帮助并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寻找自由与理性的支点。有人说，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简陋的木筏虽然总很湿漉，但却可以让人安全地落脚，没有沉船的危险。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只有哪些不怕湿了脚的知识分子，才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澳门、台湾的华人，都忘不了这样一双大眼睛，它几乎成了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的另一种文化符号，以致连世界著名的百事可乐公司都用这双眼睛来作为本公司产品的形象代表。在很多城市的繁华地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双大眼睛手持百事可乐爽饮的巨大广告牌，与此相配的还有两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词：百事可乐，超越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