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的悖反：先锋文艺新论》站在新世纪美学——感性学的角度，借鉴西方和中国古代审丑学思想，从先锋文艺的发生背景、美学取向、形式特征及审美价值等方面，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先锋文艺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该书认为，世纪之交的先锋文艺改变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文艺发展之路，一改中国在虚假基础上的瞒和骗的文艺，其所提供的审美视角和经验在中国文艺学和美学——感性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书对先锋文艺的偏执倾向也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该著观点新颖、大胆，敢于突破旧说，具有新锐的学术勇气和严谨扎实的学风，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先锋文艺美学特质的理论专著。

超级女声已经不只是一个娱乐节目，它浸入了生活，唤醒了参与，影响了社会，那么，它到底带来了什么？王石（企业家）：“一个很典型的美国式明星梦在中国实现了-老百姓可以不通过任何权威，‘我想唱就唱’，我可以成楞，这些都是民主意识的本质所在，是励志的、向上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它每期节目都比春节晚会好看。”海岩（畅销作家）：“文化的生命力需要受众的，在传播和有效的意义上，西方文化走在前面。超级女声就是‘美国偶像’的翻版，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美国文化。”崔建（摇滚歌手）：“超级女声就好像一碗粥，一碟小菜，吃腻了时候感觉新鲜，但不要指望它有牛排的营养。”宋柯（音乐人）：“真正的娱乐工业从没把大众与艺术对立起来，我在超级女声的比赛中没看到一点低俗的影子！”花儿（摇滚乐队）：“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把娱乐节目搞得那么悲伤，每位选手被淘汰时，评委夏青都会哭，娱乐节目是让大家开心，看节目天天哭，那还是娱乐节目吗？”鄢烈山（杂文家）：“一个地方电视台的节目有如此高的收视率，难道不是令全国观众开心的大好事吗？——自中国取向市场经济，谁不承认我们生活的质量提升乃拜公平竞争之赐！”

《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是作者近些年来研究有关胡适思想文化的文章的结集。思想文化在书名中被拆成两节——胡适思想和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很好理解，无须多说；而胡适思想的解题需要费些笔墨。上世纪50年代我国曾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千军万马，口诛笔伐，几千万文字进入历史档案，但对胡适思想的诠释仍没有多少头绪与条理。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批倒胡适就必须批臭其思想，否定胡适就意味着把胡适思想扫地历史的垃圾堆。——胡适与他的思想正是相联一体、血肉不分的。《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中所收文章展示的正是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特定联系和内在统一。至于胡适思想本身的哲学学理的探索寻绎或者条分缕析，则可参阅《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附录中的《论胡适思想的奠基》一文。尽管胡适思想孕育成熟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但它的认识论基础与方法论内核仍可以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找到其一脉相承的合理因素。

好久不贱！我想你了。你想我吗？独孤九贱，所有贱客期待已久的绝世武功秘籍。你想要啊？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吗？那你就拿去吧！你不是真的想要吧？难道你真的想要吗？……真的想要，就掏钱吧。继《华山论贱》之后，作者对“贱”这个话题在更深的层面上作了更加细致的探讨。从笑话、理论、武侠、现实、影视、歌曲等各个角度评述了梦想、态度、智慧、情欲、友谊、爱情、战争、饮食、人生等九个不同话题中演绎的贱哲学。贱是话题的由头和落脚点，笑并非作者追求的最终目的。无论如何，开卷释怀，掩卷深思才是一部好的作品应有的效果。

《与智》从题目看似乎与《与诈》相近。诈与智，的确是孪生兄弟，十分相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常常令人难分彼此。王振泰先生论“诈”，侧重于曹操、刘备、诸葛亮等诈谋的运用，用“诈”去分的评价“三国”人物的行事、品质和道德。刘刚教授论“智”，却是刻意分析孙悟空西行路上斗智斗勇，与论“诈”有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刘刚教授多年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知识广博，功底深厚，行文老道，布局谋篇，异常严谨。刘刚先生论述中运用佛家、道家和儒家学说以及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观点分析人物，评说故事情节很有见地。在写作手法上用写唐僧、猪八戒的“愚”，来凸显孙悟空的“智”，这种反衬法，使对孙悟空的评价更丰满。他用“五行说”，剖析唐僧师徒之间的关系，很有意味。刘刚先生行文旁征博引，内容丰富，语言精练，恰到好处。全书为文四十一篇，以论“智”为中心，言智讲愚，谈佛论道，叙生写论，指神说人，阅其精彩处不忍释卷。<

1848年革命以后，西欧各国的政治空气普遍紧张，现实主义在矛盾中发展分化，一部分艺术家放弃了尖锐的政治意识，顺应中产阶级生活情趣，在轻松愉悦的生活现象中选择画题，画法也日趋疏朗明快。因此，印象主义既是现代生活观念促成的，又是艺术语言自身变革的产物。印象主义借助了现代物理发展成果，在光与色的表现上取得了突出成就。<

文化社会学－对比研究。本书为理解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提供了一个全新、有力的理论框架。本书以法国和美国为重点，分析了两种不同文化的人们怎样利用民族的和跨民族的评价模式库对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和审美。本书为理解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提供了一个全新、有力的理论框架。本书以法国和美国为重点，分析了两种不同文化的人们怎样利用民族的和跨民族的评价模式库对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和审美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书中分析利用了11名法国和美国研究人员的8件个案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人中花费了数年时间进行合作，研究对比了两国的体系。课题涉猎广泛，同时还比较了个人如何利用现有的文化工具来回答疑问，诸如种族是否平等？什么是性骚扰？当代艺术的价值何在？新闻工作者庆当保持中立吗？环境保护如何与经济要求保护协调？怎样使私人利益有利于公共利益？这种比较方法超越了在刻画民族性格上的简单化的模式，它提供的真知灼见不仅使社会学家，而且使政治学和人类学家受益匪浅。<

本书写了三十八篇，每篇两千余字，全书十余万言，本书第一篇为“乱世天诈人更诈”，不仅题目取得巧，而且主旨道得明。“诈”，带有狡黠、阴险、欺骗的意思，如期诈、奸诈、诈骗等。其实诈也有智慧的内涵。是智慧、智谋的运用。兵法中就有“兵不厌诈”之说。《三国演义》著作本身从政治上分析国家由分裂到统一的政事和战争；从思想文化上讲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核心——大一统思想；从传统道德上讲的是忠义，论《三国演义》时，作者却另辟蹊径，从一个新的角度去探讨，不讲大一统，不论忠与义，而是确定一个新的主题叫“诈”。从“智”的反面去研究《三国演义》中的“智”。在书中，他研究了曹操、曹丕、荀彧等人的“诈”，也研究了诸葛亮、刘备、孙权、张飞等人的“诈”。这套“明代四大奇书新论”特点有四：一是立意新。不敢说奇书奇评，但敢说对奇书有新论；二是雅俗共赏，书中有叙有议，既有对大多数读者的评介，又有对学问的探讨，可以自信地说此套书读者应是多层面的；三是行文简练流畅，每篇两千余字，多有感而发，不刻意，不做作，读起来会有轻松的感觉，休闲之时或茶余饭后可当作消遣，决不会令读者昏昏入睡。四是有教育意义。四本书评述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去立论，谈诈，谈义，谈智，谈欲，评论人生，实际上讲的是修身立志，正人正己。

本书是我国现今仅存的一部客观而又比较全面地介绍江湖行当、行话和内幕的书籍。作者连阔如是我国著名的评书艺术家。20世纪30年代，他以云游客的笔名，在北平《时言报》发表长篇连载《江湖丛谈》。1938年由时言报社结集出版，共三集。这本书除了介绍北平天桥、天津三不管等地的变迁以及艺人小传、艺人生活状况外，还以大量的篇幅着重记述和揭露了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江湖行当的内幕以及危害社会的种种骗术，劝诫人们不要贪便宜上当受骗。由于作者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一颗正直善良的心，他同江湖上的一些人又有很深的交往，所以他能透彻地了解江湖内幕，并勇敢地将它书写出来，公之于众，且该书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真实可信，因而颇受读者欢迎，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连阔如（1903-1971）原名毕连寿，号仲三。笔名云游客。北京人。1927年的时候拜李杰恩学评书，擅说《三国》、《东周列国志》、《西汉》、《东汉》、《隋唐》。精通历史，对陈寿的《三国志》倒背如流，家藏各朝代《三国演义》的版本有四十余种。与历史学家过从甚密，细心研究，对三国演义中大小事件，各个人物加以点评，恰到好处，书中的诗词歌赋背诵讲解。曾参加过北平市的曲艺工会。1933年开始在天津的《时言报》、《民声报》、《立言报》上发表评书小说《西汉演义》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北平、天津等地说书，并开展广告业务。曾应尚小云的邀请，为荣春社排演全部《东汉》说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戏剧界艺人讲习班主任委员。创立前门箭楼大众游艺社，自任社长。1951年任赴朝鲜慰问团戏曲服务队大队长。归国后多次到北京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国科学院讲学。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曲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常任理事、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等职。连阔如的评书章法严密、嗓亮音宽、气魄宏大，尤重讲评，并著有《江湖丛谈》一书，记录了北方江湖艺人和平民市场的大量资料。其《东汉》的打功、《水浒》的民俗、《三国》的讲评，成为"连派"评书的三大代表。被喻为“既有学者风范，又有诗人气质”的一代评书大师，创立了以说史为主、自成一体的连派风格，一直享有“净街净巷连阔如，家家户户听评书”的美誉。

《金瓶梅》与欲，共四十八篇。《金瓶梅》是兰陵笑笑生所作，有人说该书主要是写“性”，我以为主要是写“欲”。“欲”包括情欲、性欲、物欲、权欲、名欲等等，它是人性的反映。在《与欲》这本小书中。本人评述了《金瓶梅》中各色人物的人性，有褒有贬，在分析有论说。诸色人等，朝廷达官显贵、地方政坛势要、出家人、读书人、家主、奴才、英雄好汉、地痞无赖皆有评说。对《金瓶梅》所涉及的官员任用、科举制度、文化现象，市井百态多所批判。如说有点特点，就是评述人和事涉及面较广，等于在某种程度上评价《金瓶梅》，让没读过此书的人对它有所了解，对想评论《金瓶梅》所展示的人性的人们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至于本书的“新论”突没突出《金瓶梅》的“奇”，至于本人评述是否得当以及文笔如何，还得请读者去评头品足。如果读者认为还有一点启示，乃吾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