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万方多难之期，济济多士，或豪雄壮士，或骚客美人，都要逞引风流。浪花淘尽之日，繁花辞目之时，不免哀歌足以动人，挽联足以招魂。本书以挽联故事的形式记录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孙中山，袁世凯，胡适，陈独秀等近代名人对生死之感慨，对时事之追怀，对人物之评价。

《书斋里的革命》中国的“思想短路”从80年代最后一年至今，似乎还没有停歇的迹象。从内部产生的“新儒家”，从外部引进的“新马”，都有文化决定论倾向。两家学说在符号形式上相距甚远，一中一西，但就思维方式而言，它们都能共享黑格尔，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夸大精神观念以致首足倒置的共同语言。除此之外，另有两点也值得同情。一是知识分子的言说是在一个被限定的范围内伸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州只能在被限定的范围内讨论有安全系数的问题，那一道樊篱不仅封闭外部更为广阔的真实问题，也影响樊篱内可言说问题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现实处境。二是知识分子的集体性“阿Q精神”，每当在现实世界中遇挫，尤其是重大惨烈之挫，只能退守书房，要不了多久，反而会对这种被限定的处境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深度阐释把自己只能在书桌上处理的符号世界夸大为现实世界的决定性因素，自己不仅不是被限定者，而且还是那个限定者的决定者，是自己的书桌决定着外部世界的走向，而不是外部世界的限制迫使自己退进了书房。这是一个精神病症。如果说现实处境理应同情，那么精神病症则可以批评。我称这种病症为“书斋里的被动语态革命”，被动者颠覆主动者，只需在符号上改变语态，将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态即成。马克思称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人只敢在书房里进行法国人在政治上的革命，大致也是这一意思。

王小波先生所作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他是中国大陆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第一个编剧。＜br＞该剧讲述了在一次对公园的突击夜查中，年轻的同性恋作家阿兰被带到警察局接受紧张而严肃的隔离审问。痛苦的回忆又使他回到了混乱的童年时代——被一个农工强奸，并成为他没完没了性要求的对象。经过一夜的审查，问讯的警察陷入了爱恨交织的感情困境，由此展开了一个尴尬而又“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br＞这本小册子收录了《东宫西宫》以及王小波有关同性恋调查报告与未竟稿。＜br＞

阳光灿烂，一群放浪不羁面色黝黑的流浪汉席地而坐。他听到其中一个人说：我们等了好几天了，我们不知道哪里有活干，我们在家乡没有前途，我们只好徒步到这里，我们听说这里是能挣钱的天堂，我们两手空空在这里晒太阳。他觉得那人像位哲学家，似乎有一个别人的声音藏在那人的身体里说话。城里的乞丐多了起来，他们满街游荡，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警察。怜悯被冷漠所取代，对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人们早已视若无睹。他在路边常看到跪卧的乞丐，他们两手摊开，掌心向上，脸上作出悲苦无告的表情，他某一瞬间感到他只是看到了一个凝固的物体，和路边的消防笼头没有什么两样。许多人走过去，根本就没朝那个可怜的乞丐瞥过一眼。他记得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总会时不时有人停下来从口袋里掏零钱，如果遇到那些在地状上写有自己悲惨身世的乞丐，人们免不了要读上几行。虽说这只是出于好奇心，他们知道谁也帮不上忙，不过那种怜悯还会在心头灵光一现。现在人们连一点点好奇心都没有，更不用说怜悯了。当然由此而指责城里的人自私和缺乏爱心那就言重了，他们本来也是乐善好施的，但是他们慢慢发现这种乐善好施的后果适得其反，乞丐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以惊人的速度像雨后的蘑菇到处冒出来。城里不断流行着关于丐帮的传闻，说他们不仅有严密的分工和等级，帮主金屋藏娇，连一般乞丐的收入都远远超过朝他们扔硬币的好心人。这些传闻伤透了人们的心，他们发誓再也不上乞丐表演家的当了。还是同情同情自己吧，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如果哪一天轮到自己落魄，能伸出援手的人在哪里？说实在的，到处游荡的乞丐并不是那座城的耻辱，那座城内在的贫困绝非可以从表面轻易观察得到。贫困的人们很少出门，贫困的生活多半在穷街陋巷深处无望地展开，像终年不见阳光的墙角下自生自灭的苔藓。有人说如今的城市贫民不再为饥馑所困扰，相反他们还常常由于暴饮暴食而身体肥胖。他们和富人看同样电视节目，和富人一样热衷于赌博，和富人一样喜欢喝酒，但是要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简屋陋棚里看电视，与什么样的无业游民一起赌博，喝的又是什么样的劣质酒啊！这些对未来毫无信心的人如行尸走肉自暴自弃，他们地位卑低，翻身无望，即便辛苦工作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更不要说合适他们的工作机会是那样的难以得到。那座城的社会福利照顾不到所有的人，有限的救济如同杯水车薪，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贫困者如果不借酒浇愁，不去赌场试试运气，还能指望他们干什么呢。长期生活在匮乏、不卫生、拥挤混乱和缺少教育的环境里，能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他们一旦出人头地就马上和原来生活在其中的幽暗世界彻底告别。许多年以后，功成名就的当年穷小子回到他童年的街巷，发现那里比记忆中的那个世界更破败更幽暗了。贫困在那座城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救治，因为贫困是那座城得以繁荣的代价，就像一件华丽的衣裳做成以后，总会有许多碎布和废料被抛进垃圾箱，贫困就是从城市披着的华丽衣裳上面裁剪下来的碎布和废料。富有同情心的社会工作者在那座城势单力薄，他们的声音虽然经常在公共媒体上出现，不过这些声音丝毫起不了实质性的作用。社会工作者说应该关心劣势群体，他们是一群沉默的人，他们没有代言人就让我们的良心为他们代言；他们是一群缺乏竞争能力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就让我们为他们创造机会。话虽这么说，事到临头要么是纸上谈兵，要么是一厢情愿，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缺乏竞争能力的大多数，宁肯等待救济金也不愿意为菲薄的工资去工作。有人说是因为贫困者的不良环境和机会缺失造就了他们的贫困，也有人根据对他们的抽样调查和分析，说事实恰恰相反，是贫困者的依赖、退缩、放弃和懒惰使他们根本不愿意改变环境和抓住机会。据说，后一种观点在那座城占了上风，当局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对那座城日益严重的贫困现象也就听之任之无所作为了。人们似乎相信一条冷冰冰的规律：贫困只有在放任中得到自然限制，一味帮助贫困只会使贫困愈加漫延。他并不同意这种优胜劣汰的冷酷真理，但是他不同意又有什么用呢。贫困者中那些穷则思变的人，如今渴望的是一夜暴富，他们怎么有耐心用一生的时间去赚取微不足道的报酬，而他们的生活永远在一条很低的水平线上重复？一些真正敢于赌博的人选择了犯罪。那座城的犯罪率逐年上升，这倒引起了当局的恐慌，据说最近以来那座城增加了不少新的就业机会，那就是警察和各种各样的保安。从贫困人群中招募警察和保安，用他们去保护富裕人群的人生财产安全，这真是一种极好的分工和莫大的讽刺。乞丐继续在大街游荡，在广场窃窃私语，如果他们再得不到城里人的施舍，天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些什么。收容所和遣送站被拆除了，乞丐和流浪汉的人身自由得到了保证，不能说每一个乞丐和流浪汉都是潜在的罪犯，但是警察必须在犯罪已经发生之后才能行使剥夺嫌疑犯人身自由的职权，他们不可能先发制人。这些隐患和贫困人群的大量存在紧密相连，在那座城的人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所以当火车把一车厢一车厢来自穷乡僻壤的淘金者和寻梦者源源不断地运到那座城，使他们中的大部分变成乞丐和流浪汉时，富人们也开始悄悄地从那座城逃离。他想起小时候在大树下常玩的游戏，把水同时浇灌进两个蚂蚁洞穴，两个蚂蚁洞的蚂蚁全部爬了出来，浩浩荡荡朝对方那个蚂蚁洞逃命，它们都不知道所要去的地方恰恰是对方的蚂蚁正在逃离的地方。（《上海文学》2005年1月号）P19-20

这个故事里，西蒙叫人心疼，洛克让人怜惜，就连戏份不多的齐洛都个性鲜明。片子结尾，齐洛向最小的弟弟提起两个哥哥，说：“洛克向往的田园家乡，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他像圣徒一样善待西蒙，却只是毁了他。”齐洛是这些孩子里最聪明的一个吧。西蒙和洛克尽管命运不同，却都活得混沌，不像齐洛，跟在哥哥们身后冷眼旁观，看着看着，就什么都看透了。而我看着这个电影，看着看着，觉得自己有点像齐洛。不过，齐洛还是聪明得太世故。洛克第一次赢了比赛时，出人意料地坐在赛场外的台阶上哭，齐洛跟在他身边，大惑不解。洛克边哭边解释：“我心里积了好多恨，却哪里都不能发泄，只好拼命打拳——这多丑恶！这多丑恶！”我一听，哗啦一下就跟着哭起来了。我心里也积着好多事，因为想要守住一些准则，只能尽量地承受，尽量地忍让；说穿了，也许只是因为这个人世太丑恶，而我不想陷入这丑恶，所以只能转过身去，像洛克打拳那样找件事情拼命地做。像洛克打拳那样，我拼命地读书，拼命地写作。可是，假设有一天，我终于像洛克一样胜出，那时唯一所能做的，好像也不过是坐在场外的台阶上痛哭：这多丑恶！这多丑恶！为了逃避这个世界的丑恶，我只能寻找一项所谓的事业去“正大光明”地闭上眼睛。洛克最终当上冠军的时候，西蒙杀死了被他抛弃的女人，也毁了自己——这就是“正大光明”的胜利的背面！这就是拳击手的眼泪所映出的、那无法摆脱的命运！小时候的我，是几乎从不掉眼泪的小孩，被人用“吃痛”的说法所形容，这真是形象，把痛硬生生吃下去，当然就没什么好哭的。“吃痛”的特征，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变了。可是，小时候其实没什么痛可吃；但现在，慢慢地吃到了痛，吃多了痛，忍住眼泪就不再是件轻易的事。当负担、承受和忍耐终于成为本性，唯一不能忍受的竟是在人前为自己落泪。于是，像洛克打拳那样，我找到了书，我为书中别人的疼痛大哭，这也许是同情，也许是自怜，也许，自怜才是同情的本质。不过，亚里士多德在谈悲剧时说，当我们体验着他人的受难时，同情能带我们跳出一己之私——这就是评论人和拳击手的不同吧。拳击手不得不击倒他人，而评论人，为那些倒下的人哭。然而，谁又能说这样的哭，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击倒”，如果所谓的“哭”，不过是一场知识和智力的角斗，不过是一种妄图逃避丑恶的丑恶？

文明创造了世界，文化塑造了人类。为了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少一些困惑和迷茫，多一些了解和储备，我们策划组织了这套“世界文化通览丛书”，逐一展示那些具有悠久文化积累的不同国家或文化联系紧密的区域。每一本选择20个左右的文化专题，力求从不同民族文化的个性和特点，从而取得碗一窥斑而见全豹的功效。深刻的见解和思想，就熔铸在具体的描述和故事中，避免了同类书籍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差的问题。在形式上，也别具匠心，图文结合，相得益彰，让关联密切的图片成为文字的一个重要补充和丰富，充分尊重读图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时尚。本书为《世界文化通览丛书》之《人与神的狂欢：印度文化的面貌与精神》。

这篇论文专门研究中国和美国的戏剧交流。这项研究几十年来有不少人零零星星地涉及过，但在规模的完整性和材料的齐备性上，本文是迄今空前的。　中美戏剧交流在圈外人看来也许是个冷门的题目，其实这本书牵涉到现当代中国的许多重要话题，对不少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对中美戏剧交流，（作者）不但进行了纵向的历史梳理，而且作出了开创性的具有文化学意义的整体整合。因之，而使这篇论文有了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在这个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不论是中国本土戏剧，还是移植自西方的话剧，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直至今日，中国戏剧尚在这一阴影中徘徊。中国戏剧能否摆脱困境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应如何实现这种转换？古典和现代两方面的队伍、国内与海外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追问中国戏剧之特质，探索中国戏剧发生发展之规律，商讨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命题。2005年7月16日至19日，由南京大学、上海戏剧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南京、上海两地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上海戏剧学院、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国内二十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及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近年来国内戏剧戏曲学科最隆重的一次盛会，来自古典戏剧、现代戏剧两方面的研究队伍共聚一堂，交流切磋，在学术界产生良好反响。　本书从本次会议所收各类论文七十八篇中，精选与会议主题较为切近、学术价值较高的三十九篇论文结集而成，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古典戏剧研究及现代戏剧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准和研究趋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人的现象》中，德日进实现了三重的综合：物理的世界与心智的世界的综合；过去和未来的综合；复杂众多的和统一单独的综合。作为一名神父，他不唯教条是从，而是大胆地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融入宗教思想，试图在理性与信仰之间进行调和。德日进的著作之所以引起人们注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触及了当今世纪西方社会的一个深层问题——信仰问题。现代科学技术不断令人兴奋的发现和创新使得人们不再期待传统的“救世主”和“天堂”；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环境失衡、资源消耗过快、贫富差距拉大以及失业等一系列问题，又使得人们对科学技术寄予的巨大期望冷落下来。德日进本人是天主教耶稣会教士，是神父，同时又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地质和古生物学家。他试图在理性与信仰之间进行调和，大胆地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融入宗教思想，为此，他受到耶稣会保守人士的斥责，并被驱逐到中国，著作在生前受到禁止。但同时，他也反对唯科学主义，认为物质文明的进步不能代替宗教信仰。德日进的宇宙观在西方那些有文化素养的人士中的影响是很深的。因此有人说，“不研究德日进就不能真正理解现代西方社会”。

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真面目，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