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人们越来越喜欢有更多的使用插图的图书和印刷品。插图不仅能对手稿或印刷品作清晰的说明，同时还对手稿或印刷品还具有装饰和美化的功能。这是一本介绍插图的发展历史的书。它从古代的手抄本、印刷本开始，历述文艺复兴时期、巴罗克时代、洛可可时代、浪漫主义时代和现代主义时代的书籍插图，为插图的发展历史勾勒出了一个明晰的轨迹，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等各个方面，阐释了各个时代插图出现的文化背景和包涵在插图中的文化意蕴。在介绍众多插图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同时，穿插了大量的艺坛掌故和画家佚事，写得妙趣横生，生动耐读而富有诗韵。本书附有作者数年精心收集的二百六十幅插图复制本，这些插图风格各异、精美典型，大多为一般中文书籍中所未见，具有很高的欣赏和珍藏价值。

本书主要研究了从汉到唐士风与文风的关系，从士风演变的历史背景中揭示各阶段文学风尚与文学观念变化的原因。全书五个部分，序论通过分析现代学术史上一场争论，反思了文学史研究中古今融合及古代文学史研究现代化的问题;第一章分析了汉武朝士风转变对文人心态的影响，并着重通过简帛文本的特点说明了其时士人学风与文风的关系;第二章以江左士风为背景，分析以玄学为核心的名士文化与偏重儒家意识的寒士文化关系及在当时文论中的表现。第三章以魏晋名士文化传统在初盛唐的沿续与变化为背景，说明盛唐文学特点，解析构成盛唐之音的文化因素;第四章以儒士文化群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活动为中心，说明儒士精神对文学发展的作用。第五章以中唐儒学复兴为背景分析中晚唐文风，其中又侧重于从学风的变化上论述唐诗走向宋诗的历史必然性。最后的附论考证了唐代文学转承中的几个文献方面的问题。<

“网路与书”2004年12月出版的《音乐事情》一书呈现出台湾文化人的音乐视野。与内地音乐类图书、杂志谈论音乐有点像说“隔代往事”的安详感觉不一样，《音乐事情》给人的是一张音乐在当代人生活中已经不再安分的面目。书中涉及的披头士、麦当娜、黎锦晖、罗大佑、崔健、蓝调、嘻哈、中国古琴、音乐人访谈、爱乐人访谈等等，音乐时空跨度极大，话题之间相互穿插，显出混杂、多元的当代色彩。这本书潜在地告诉人们：音乐的欣赏不再以古典音乐为核心展开，音乐已经成为生活里的“事情”；每个话题中涉及的历史、现实，经典与非经典，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事情”，沉落在欣赏音乐的个人生活之中。音乐是什么，曾经是什么，当下是什么，音乐究竟是怎样的“事情”，是一部书都说不完的题目。对于不同人、不同角色而言，出发点不同，事情迥异。在披头士与麦当娜眼中，音乐是颠覆传统文化的敲门砖，是赢得商业成功的太极剑；对黎锦晖而言，音乐则是一场与历史相纠缠的个人命运的灾难。同样，罗大佑会说音乐正遭受全球化的威胁，嘻哈认为当下的商业色彩过重的流行音乐正当其时，音乐不过是供人娱乐的棒糖而已。音乐在当代的确已不再是一个神灵谱系完全的森然宫殿，而是一座叫卖声喧嚷、各路豪杰重打江山的大集市。既然人作为大地上的消费者的身份已成为现今惟一习惯的身份，是到音乐厅里忘记时空地沉醉一番，或是到咖啡馆里蓝调蓝调，纯粹是个人之举。哪儿都欢迎消费者，只要付费即可。消费文化无疑在用金钱削平一切，在悄然无声地让消费者只懂得消费，渐渐忘掉被标明价格的那件音乐事物的神秘内涵。消费，难免不热闹，难免不剔筋扒骨，找出音乐事情里的黄金分割点。事物沉落，在数学般的丈量与把握中全部归入商品清单之中，倾听者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与生命深处的事物长久相伴的关系，而是一次性消费、多次性消费的关系。音乐成为事情，在消费的大风之中。与此同时，在音乐厅里正襟危坐的人，在大街上耳朵里塞着MP3的人，哪个更能表现人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呢？《音乐事情》提示读者，音乐作为一门声音艺术，在复制的消费时代，已经是商业的万花筒。音乐如同流动河流里的彩屑，而不是人们仰望的圣殿里的大神。从前的音乐世界由于庞大，已很难让呼吸急促的当代人从容不迫、平心静气地欣赏。音乐的神秘性也将由于商业化的解说与解读，变得面目全非。《音乐事情》里书前与书尾有两部分资讯。一是音乐重要历史点的编年图，一是编辑们选出的五十本可供推荐的音乐著作。这五十本著作分音乐的历史、音乐与心灵、文化、音乐与社会、音乐的创作人物、音乐的导读、音乐与文学六大类。在音乐与文学中，《檀香刑》这类小说也列入其中，“戏曲”成为“音乐”的一支。

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澳门、台湾的华人，都忘不了这样一双大眼睛，它几乎成了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的另一种文化符号，以致连世界著名的百事可乐公司都用这双眼睛来作为本公司产品的形象代表。在很多城市的繁华地我们都能看到这样一双大眼睛手持百事可乐爽饮的巨大广告牌，与此相配的还有两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词：百事可乐，超越无限！...

本书是一部探讨唐宋时期文学观念转变的著作。唐宋时期文学观念的转变，先后在史统观、道统观、文统观三个层面展开，文学观念的转变相应地经历了三个阶段：一、随及初盛唐时期，在史统影响下，通过与史学观念的比照、文学观念被定格为“质文代变”。二、中唐至北宋中期，在道统影响下，“质”被演绎成儒家之“道”，“文”的观念也发生了阶段性改变。“质”、“文”之辨转化为“文”、“道”之争，最终导致“文”、“道”分离。三、北宋中后期至宋末，在剥离掉史学与哲学影响之后，“文”的内在属性得以充分显现。外在于“文”的因素被消解。“文”的统系意识不断强化，“文统”内部以文体为核心形成的“正”、“变”观，成为影响文学观念的主要矛盾，从而最终使“质文代变”的文学观被“文体正变”观所替代，实现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巨大转型。<

单身的人有着情感、经济与活动上的自由，但又必须面对无人分享、分忧或孤寂的问题。不只是婚姻定义上的单身，“一个人”的状态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它以各种形式出现，是极为重要的生命情境或态度。本书除了回顾历史上的隐士、孤独的人外，面对单身与个人化的社会趋势里，则探讨了一个人生活的本质、态度与自处方法，以及在爱情和婚姻之间选择“一个人”的得失。我们可以把阅读当作是给大脑的一种饮食，阅读就是供应大脑的养分。本书以人类六千年阅读的历史与发展为主题，从图像到文字，如吴哥窟壁上的雕刻，到古腾堡的活版印刷；再从文字回到图像，如WWW（全球资讯网）的使用，全都是一种阅读。此外，还介绍七个和网络相关的人、四个谈书的观点、历史名的读书地，以及几米和谢春德的访问。《一个人》该书除了回顾历史上的隐士、孤独的人外，面队单身与个人化的社会趋势里，则探讨了一个人生活的本质、态度与自处方法，以及在爱情和婚姻之间选择“一个人”的得失。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从侧面凸现了一个神采飞扬的年代。本书节选了现当代文学史上很有名气的大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等的散文和小品文，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个鲜活而又充满情趣的精神世界。《世故人情》这个题目是从朱自清先生那儿“偷”来的：据朱先生在《语文影及其他》序言里说，他原先计划着将“及其他”这部分写成一本书，就想命名为《世情书》。所谓“世情”，顾名思义，就是“世故人情”的意思。讲“世故人情”而能变成“及其他”，这本身就很有点“意思”。记得在“文革”中，报纸上在报道出席会议的一大堆要人显贵名单之后，往往带上“还有某某某”这样一句;这“还有”就是“及其他”，大概含有“附带”、“不入流”、“排不上座次”之类的意思。如此说来，“世故人情”恐怕就是“不入”正经（正式）文章之“流”的，但因此也获得了一种特殊价值：它可是“侃大山”的好材料。细细想来，也确乎如此，三五好友，难得一聚，天南海北，胡吹乱侃一通，除了“聊天（气）”之外，可不就要“谈世情”。这类话题，于人生阅历之外，往往透着几分智慧，还能逗人忍俊不禁，———就象人们一听到“还有”或“及其他”，就不免微微一笑。按朱自清先生的说法，这背后，甚至还暗含着“冷眼”看“人生”的“玩世的味儿”。这就进入了一种“境界”，我们不妨把它叫作“散文的境界”或“小品文的境界”———实在说，散文（小品）本来就是“侃大山”的产物;闲谈絮语中的智慧、风趣，连同那轻松自如的心态，都构成了散文（小品）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显示其本质的。五四时期，人们给深受英国随笔影响的小品文下定义时，即是强调“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梁遇春：《小品文选·序》）。把这层意思化为正儿八经的学术语言，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世故人情’的发微，开掘，剖析，构成了中国现代小品文与作家所生活的现实人生的基本联系方式之一;自然，这是一种艺术的联系：不仅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内容，而且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形式”。———您瞧，经过这一番学术化处理，“世情书”竟成了散文（小品）的“正宗”，“不入流”转化为“入流”：两者之间，本也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特长”。有人说，中国这个民族不长于思辨，艺术想象力也不发达，却最懂世故人情，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们通常对人的评价，很少论及有否哲学头脑，想象力如何，而说某甲“不通世故”，某乙“洞达人情”，都是以对“世情”的把握与应对能力，也即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高低作为标准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孔孟儒学，还是法家、道家，对“世故人情”体察之精微、独到，都足以使世人心折。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就曾经赞叹韩非《说难》、《难言》那些文章“对于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样的精密”，以为“他那样的分析手腕，出现在二千多年前，总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异”。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时，也从中国明、清两代小说中，发掘出了“人情小说”这一种小说类型（流派）。他评价说，这类小说常“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朱自清先生所谓“世情书”或许就源出于鲁迅也说不定。当然，也不妨说，这是“英雄所见略同”：整整一代人都同时注意到（或者说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发人深思的。先哲早已说过，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相斫史”，由此而结晶出传统文化中的“世故人情”;历史进入本世纪，急剧的社会改革导致人心大变，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更是逼得人们必须深谙人情世故。天真幼稚，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直线化，认识与现实的脱节，甚至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著名散文家孙犁在收入本书的《谈迂》一文中，就说到“文化革命”中由于“不谙世情”怎样备受磨难。这是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中华民族是在血的浸泡中学会懂得“世故人情”的。因此，如果有人因为中国人富有政治智慧、人生智慧而洋洋自得，无妨请他先想一想我们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世情书”背后的血的惊心与泪的沉重是不应该忘记的。但如果因此而走向极端：时时、处处念念不忘，沾滞于兹，无以解脱，也不会有“世情书”的产生。朱自清先生曾说，《左传》、《战国策》与《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中“三部说话的经典”。应该说，《左传》与《战国策》里都包含有十分丰富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但它们“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世情书”。真正称得上的只有表现了魏晋“清谈”风的《世说新语》。这里的关键显然在“说话人”（作者）主体的胸怀，气质，心态，观照态度。鲁迅尝说“魏晋风度”于“清峻”之外尚有“通脱”的一面。“通脱”即是“随便”;如果说“玩世”嫌不好听，那么也可以说是“豁达”。所谓“豁达”，就是“看透”以后的“彻悟”。这既是彻底的清醒，又是一种超越，另有一番清明、洒脱的气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幽默”———这是更高层次的智慧，也是更高层次的人生的审美的境界。在我看来，真正达到了这一境界的，魏晋文人之外，唯有五四那一代。当然，两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科学民主的现代观念已经内化为自身的生存要求，但他们却又身处于中国传统习俗的包围之中，内心要求与现实环境的强烈反差，使他们不仅在感情、心理上不能适应，觉得象穿一件潮湿的内衣一样，浑身不自在;而且时时、处处都会产生荒诞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及民族）生存方式的荒诞性的清醒的自觉意识，因此，它是刻骨铭心的;说出来时又是尽量轻松的。但敏感的读者自会从那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语气中体会到，作者一面在嘲笑，甚至鞭挞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民性的某些弱点，一面却又在进行着自我调侃：而恰恰是后者，使这类散文的“批判”不似青年人的火气十足，锋芒毕露，而别具“婉而多讽”的风致，这又在另一面与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相接近了。读者只要读一读收入本集的丰子恺的《作客者言》，林语堂的《冬至之晨杀人记》，梁实秋的《客》，就不难体味到，五四这一代作家笔下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感，产生于现代“理性之光”对中国传统“世相”的映照，其“现代性”是十分明显的。“幽默”里本来也多少含有点“玩世”的味道———在参悟人情世故之后，似乎也必然如此。但这里好象也有个“线”，“玩世”过了头，就会变成“帮闲”以至“帮凶”。这在中国，倒也是有“传统”的;鲁迅早就指出过，只讲金圣叹的“幽默”，未免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是根本不足取的。也还是鲁迅说得对，“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入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象‘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正在于恰到好处地掌握了“世故”“不可不通，亦不可太通”之间的“分寸”，也即是“适度”。从人生态度上说，则是既看透人生，不抱一切不合实际的幻想，又积极进取认真，保存一颗赤子之心。在“玩世不恭”的调侃语调底下内蕴着几分愤激与执著，形成了这类现代“世情书”丰厚的韵味，其耐读处也在于此。读这样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样放冷箭，说俏皮话，你都能触摸到那颗热烈的心，感受着那股“叫真”劲儿，这也是构成了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的时代“个性”的。

词典帮助我们解决阅读的问题。不懂得用词典的人，谈不上阅读。有了爱用词典的阅读，才是完整的阅读。这本书绝对不是只给学术研究的人读的，这本书是为每一个读者准备打开的──一如词典的本身就在等待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本书同时也把「词典」、「字典」、「辞典」、「辞书」、「百科全书」等概念做个澄清。有助于读者把握如何阅读这本书。本书分成5大部份，第1个部份，解释词典和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关系，以及诸多典故与故事。第2个部份，叙述编辑词典的人的故事，以及一部部词典背后的轶闻与趣事。第3个部份，是一些使用词典的人的发言。第4个部份，是How-to，怎样挑选、使用适合自己的平面词典，对读者十分实用。第5个部份，则是词典的未来。我们展望词典的变貌与各种可能《词典的两个世界》该书描述了词典与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关系；编辑词典的人物和掌故；从词典的演变看社会变迁，也包括了怎样挑选、使用适合自己的词典、18部希奇有趣的词典、8部与词典有关的书籍，以及词典在未来的最新发展趋势。<

导读钱理群乡风与市声，似乎是古已有之的;在我们所说的二十世纪散文里，却别有一种意义：它与中国走出自我封闭状态，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现代化的历史息息相关。随着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出现，人们听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喧嚣的“市声”。在广大农村，尽管传统“乡风”依在，但小火轮、柴油轮毕竟驶进了平静的小河，“泼剌剌地冲打那两岸的泥土”，玷污了绿色的田野，无情地冲击、改变着旧的“乡景”与“乡风”（茅盾：《乡村杂景》）。理论家们、历史家们在“乡风”与“市声”的不和谐中看到了两种文明的对抗，并且慨然宣布：这是两个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的旧中国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新中国之间的历史大决战，它们的消长起伏，将决定中国的命运，等等。但中国的作家，对此作出什么反应呢？一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现象是：当作家们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理性思考与探索时，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边，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着最尖锐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历史学家与理论家们。但当他们作为一个作家，听命于自己本能的内心冲动，欲求，诉诸于“情”，追求着“美”时，他们却似乎忘记，前述历史的评价，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对“风韵”犹存、却面临着危机的传统农业文明唱起赞歌与挽歌来———这种情感倾向在我们所讨论的描绘乡风市声的现代散文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大概是因为现代散文最基本的特质乃是一种“个人文体”，最注重个性的表现，并“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文章”（周作人：《杂拌儿·题记》）的缘故吧。而本能的，主观的，情感、美学的选择，是最能显示中国作家某些精神特质的;我们正可以从这里切入，对收入本集中的一些散文作一番考察。请注意下面这段自白———“生长在农村，但在都市里长大，并且在城市里饱尝了‘人间味’，我自信我染着若干都市人的气质;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气质是一个弱点，总想摆脱，却怎地也摆脱不下;然而到了乡村住下，静思默想，我又觉得自己的血液里原来还保留着乡村的‘泥土气息’”。说这话的正是中国都市文明第一部史诗《子夜》的作者茅盾。这似乎出人意料的表白，使我们想起了一个文学史的重要现象。许多现代中国作家都自称“乡下人”。沈从文自不消说，芦焚在他的散文集《黄花苔》序里，开口便说：“我是乡下来的人。”李广田在散文集《画廊集》题记里也自称“我是一个乡下人”，并且说：“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体吧”，李广田还提出了“乡下人的气分”的概念，以为这是他自己的以及他所喜欢的作品的“神韵”所在。大概用不着再多作引证，就可以说明，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的农村社会及农民的那种渗入血液、骨髓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生活方式、心理素质、审美情趣不同程度的“乡土化”，无以摆脱的“恋土”情结等等。这种作家气质上的“乡土化”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并且是现代文学发展道路的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是我们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不可忽视的。当然，无论说“乡土化”，还是“恋土”情结，都不免有些笼统;它实际包含了相当丰富、复杂的内涵，是可以而且必须作多层次的再分析的。说到“乡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北平）的风貌;最能显示中国作家“恋土”情结的，莫过于对北京的怀念。在人们心目中，北京与其是现代化都市，不如说是农村的延长，在那里，积淀着农业文明的全部传统。土生土长于斯的老舍这样谈到“北京”———“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草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老舍在北京捕捉到的，是“象小儿安睡在摇篮”里的温暖，安稳，舒适的“家”的感觉;所觅得的，是大“自然”中空间的“自由”与时间的“空闲”;“家”与“自然”恰恰是农业传统文明的出发与归宿。这正是老舍这样的中国作家所迷恋、追怀的;老舍把他对北京的爱比作对母亲的爱，是内含着一种“寻找归宿”的欲求的。另一位著名的散文家郁达夫，他在同为古城的扬州，苦苦追寻而终不可得的，也是那一点田园的诗意，他一再地吟诵“十年一觉扬州梦”的诗句，觉得这里“荒凉得连感慨都教人抒发不出”，是充满着感伤情调的。具有艺术家敏感的丰子恺从二十年来，“西湖船”的四次变迁里，也发现了传统的恰如其分的，和谐的“美”的丧失，与此同时，他又感到了“营业竞争的压迫”与他称之为“世纪末的痼疾”———与传统诗意格格不入的“颓废精神”的浸入，他以为这是“时代的错误”，因而感觉着“不调和的可悲”。正是由这不可排解的“失落感”，形成了现代散文的“寻找”模式———寻找失去了的过去，寻找一去不返的童年，寻找不复重复的旧梦……既是题材，又是结构，更是一种心态，调子。可以想见，这些已经“乡土化”了的、怀着不解的“恋土”情结的中国作家，一旦被生活抛入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会有怎样的心境、感觉，他们将作出怎样的反应。于是，我们在描写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城市的一组散文里，意外地发现了（听见了）相当严峻的调子。尽管角度不一：有的写大城市的贫民窟，表现对帝国主义入侵者盘剥者的憎恨（王统照）;有的写交易所“小小的红色电光的数目字是人们创造”，却又“成为较多数人的不可测的‘命运’”（茅盾）;有的写夜上海赌场的“瞬息悲欢，倏忽成败”的人生冒险，以及“冒险中的孤独”（柯灵）……，但否定性的倾向却惊人的一致。只有周作人的“否定”别具一种眼光;他不仅批判上海“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更发现“上海气的基调即是中国固有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恶化’”（《上海气》）;他是希望实现中国文化的真正现代化的。柯灵的《夜行》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似乎发现了别一个宁静的夜上海;据说“烦嚣的空气使心情浮躁，繁复的人事使灵魂粗糙，丑恶的现实磨损了人的本性，只是到了这个时刻，才像暴风雨后经过澄滤的湖水，云影天光，透着宁静如镜的清澈。”但当他到街头小店去寻找“悠然自得的神情”，“恍惚回到了辽远的古代”的感觉时，他就于无意中透露了他向往的依然是一个“城市里的乡村”世界，他醉心的仍旧是传统的“静”的文明。真正能够感受与领悟现代工业文明的“美”的，好像唯有张爱玲;尽管茅盾也曾宣布“都市美和机械美我都赞美”，但这大多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张爱玲却是用自己的心去贴近、应和现代大都市脉搏的跳动的。只有张爱玲才会如此深情地宣称：“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这里传达的显然是异于“乡下人”的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状态与习惯，但再往深处开掘，我们又听到了如下心理剖析———“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坦露着白肚皮”（《公寓生活记趣》）。原来张爱玲所要捕捉的，也是“家”的温暖，亲切与安详，她在文化心理上的追求，与老舍竟有如此地相通;但“家”的意象在她的情绪记忆里，唤起的是“孩子”的“吵闹”的动态，以及“由疲乏而生的驯服”的安静，而不复是老舍的“母亲”的爱抚与召唤，这其间的差异也是颇值得玩味的。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化现象;中国作家可以比较迅速、也相对容易地接受外来的文化观念、方法，并因此而唤起对传统文化观念、方法的批判热情;但一旦进入不那么明确，有些含糊，似乎是说不清的，但却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这些领域，他们就似乎很难抵御传统的诱惑。对这类现象，简单地作“复古”、“怀旧”等否定性价值判断，固然十分痛快，但似乎并不解决问题。这里不仅涉及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的民族性，而且也与如何认识人的一些本能的欲求有关联;鲁迅就说过，“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这就是说，“人”在生命的流动中，本能地就存在“向前”与“反顾”两种对立而又统一的心理、情感欲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谓“怀旧”心理、情绪是出于人的本性的。鲁迅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小引里，谈到“思乡的蛊惑”时，曾作了这样的心理分析———“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明知是“哄骗”，却仍要“时时反顾”，这执拗的眷恋，是相当感人而又意味深长的。读者如从这一角度去欣赏收入本集的一些“思乡”之作，例如叶圣陶的《藕与莼菜》，周作人的《石板路》，大概是可以品出别一番滋味的。事实上，对于有些中国现代作家，所谓“恋土”情结，实质上是对他们理想中的健全的人性与生命形态的一种向往与追求。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大概要算沈从文。他在《湘行散记》里谈到他所钟爱的“乡下人”时，这样写道：“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都仿佛同‘自然’正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沈从文醉心的，显然是人性的原生状态，与“自然”相融合的，和谐而又充满活泼的生命力的生命形态。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原始人性与生命形态正是“存在”（积淀）于普通的“乡下人”身上，中国的“乡土”之中。于是，我们在收入本集的《鸭窠围的夜》里，读到了如下一段文字———“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这些人房子窗口既一面临河，可以凭了窗口呼喊河下船中人，当船上人过了瘾，胡闹已够，下船时，或者尚有些事情嘱托，或有其他原因，一个晃着火炬停顿在大石间，一个便凭立在窗口，‘大老你记着，船下行时又来’。‘好，我来的，我记着的’。‘你见了顺顺就说：会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脚膝骨好了，细粉带三斤，冰糖或片糖带三斤’。‘记得到，记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见了顺顺大爷就说：会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细粉来三斤，冰糖来三斤’。‘杨氏，杨氏，一共四吊七，莫错账！’‘是的，放心呵，你说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会要你多的！你自己记着就是了！这样那样的说着，我一一都可听到，而且一面还可以听着在黑暗中某一处咩咩的羊鸣。———”在小羊“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与乡民平常琐碎的对话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这河面杂声却唤起了一种宁静感———这是动中之静，变中之不变，凝聚着和历史、文明、理念都没有关系的永恒。作家以忧郁、柔和的心态去观照这一切，就感到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沈从文说，这里“交织了庄严与流动，一切真是一个圣境”（《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另一位经历、风格与沈从文很不同的诗人冯至，也从“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里，感受到了“无限的永恒的美”。他大声疾呼：“对于山水，我们还给它们本来的面目吧。我们不应该把些人事掺杂在自然里面，……在人事里，我们尽可以怀念过去;在自然里，我们却愿意它万古长新”（《山水·后记》）。于是，在冯至笔下出现了《一个消逝了的山村》，这里的森林“在洪荒时代大半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它们却在人类以外，不起一些变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对着永恒”;这里的山路“是二三十年来经营山林的人们一步步踏出来的，处处表露出新开辟的样子，眼前的浓绿浅绿，没有一点历史的重担”;这里也曾有过山村，“它像是一个民族在这世界里消亡了，随着它一起消亡的是它所孕育的传说和故事”，人们“没有方法去追寻它们，只有在草木之间感到一些它们的余韵”，诗人果真从这里的鼠草，菌子，加利树，以至幻想中“在庄严的松林里散步”时“不期然地”在“对面出现”的鹿，得到了生命的“滋养”;于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这里也是从“生命”的层次超越时空与一切人为的界限，达到了人与自然，今人与古人的融和;对于“乡风、山景”的这类“发现”，确实是“意味不尽”的。当然，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中，更多的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发现”;读者是不难从收入本集的茅盾“战时城镇风光”速写《成都———“民族形式”的大都会》、《“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以及贾平凹新时期乡风长卷《白浪街》、《秦腔》里，看到中国乡村的变革，社会历史的变迁的。与前述沈从文、冯至的文字相比，自是有另一番风致与韵味。至于收入本集的许多散文，所展示的北京、上海、青岛、南京、扬州、杭州、广州、福州、重庆、成都等大中城市的不同个性，南、北农村的特异风光，独立的美学价值之外，还具有特殊的民俗学价值，这也是自不待言的。由此而展现的散文艺术多元化发展的前景，也许更加令人鼓舞———尽管读者对收入本集的散文，即使在风格多样化方面，仍然会感到某种遗憾。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写毕

杂戏，它包容了其他艺术所难以接纳的表演形式，又以自己无可替代的魅力被其他艺术所吸收、融合。而它的发展也如同其多姿多彩的内容一般，以中国的历史上起起伏伏，它的历史隐含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潮起潮落，却也彰显着中国哲学、思想、美学和科技的曲折递增。不变的，是它对极限的不断挑战，对美的孜孜追求，和带给我们的永久欢乐。飞丸跳剑，鱼龙蔓延；舞马鸣象，蹬缸耍帕；吞火衔花，擎柱缘索。曾经是政客僧道的利器，也曾是万民同乐的欢笑；曾经是力震异邦的威慑，也曾是畅通四海的文化；曾经是宫廷国乐的百戏，也曾是流落民间的草根。它，就是中国杂戏！丛书以中国的人物、阶层、古迹、风物、世俗生活等人文现象为选题，在高度视觉化的图文形式中再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传统文化因子，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述，都力求打破雅俗的眼界，在吸纳最高等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力求保持阅读的趣味性，全面解读中国文化，可谓是雅俗共赏的经典图文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