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共云南省委和云南省人民政府率领云南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奋斗，在党政、外交、经济、文化、艺术、体育、交通运输、科技等各行各业，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共和国之最”。这些“共和国之最”的取得，充分展示了云南实现腾飞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把云南创造的这些奇迹汇集成书是我们党史研究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通过对云南这些奇迹的了解，更加充分、直接地看到云南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受到“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的深刻教育，从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的自觉性，为富民兴滇作贡献；同时，为了向建国55周年献礼，我们特组织力量编纂出版了该书。本书采取归类按条编写的办法，在类下设目，目下设条，共收入5大类，17目，253条（另有98条未单独列条目）。为了保证该书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除重点收录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及社会事业方面的内容外，地理、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相关内容也一并收录。收录条目均为云南在全国乃至亚洲、世界上创造的最大、最早、最多、第一、首创的事。所收录条目的时限为1949年10月～2004年7月。

现在呈献给读者这本书，最初由香港商务印书馆用繁体字排印，2000年夏天在香港出版。书中收集了我过去用中文发表的一些文章，而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则有赖于我的老朋友，香港商务总编辑陈万雄博士善意的催促。这本港版的书没有在国内发行，我一直觉得有点遗憾，因为我认为本书内容，内地的读者也许会感兴趣，而恰好在内地却见不到。现在三联书店用简体字重排此书，终于了却我的心愿，可以把这些文字奉献给国内的读者。这个简体字版在原来的篇幅之外，又增加了两篇新近完成的文章，分别讨论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和钱锤书先生的英文著作，现在作为最后两章收进此书。此外，我利用这次重排的机会整理原书，在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所以这本书和港版原书有些区别，算得是新版。有关本书各章的内容和全书的大概轮廓，我在导言里已经说明了，这里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80年代初我曾在《读书》上发表一系列评介20世纪西方文论的文章，1986年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书名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收在“读书文丛”里。这些年来有不少朋友，包括许多初次见面的朋友，都对我提起过那本小书，说当时曾有一定影响。不过许多朋友称赞我那本旧作，也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后来较少见到我写的文章表示惋惜。我近十多年来虽然也陆续写过一些文章发表，但因为生活在国外，用英文写得比用中文多，目前这本拙作算是八六年那本小书之后另一次结集出书。我希望今后能作更大努力，对国内的读者有更多一点奉献。<

本书着重探讨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天堂观和乌托邦观念，分析了天堂观和乌托邦思想在中国人寻找幸福之途中的历史意义。作者认为，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弃对幸福的期望和追求，和西文一贯所认为的“中国一直都在向后看，他们的全部理想都是从过去中吸取的，他们对未来不感兴趣”的观点不同，作者认为中国也有着对现世与未来的憧憬，在传统儒释道思想以及现代西方思想的杂揉下，呈现出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天堂观、乌托邦思想和有关理想世界的观念。本书按照历史的线索，分五个章节分别讨论了先秦不同学派对幸福的不同理想，汉代董仲舒的天道循环论对幸福观的影响，以及魏晋时期的佛道思想、宋明理学和19世纪各种思想流派对幸福的探索。本书引征的材料不拘常规，自由广泛，不仅有常见的儒释道思想文本，还涉及到许多边缘的内容。除了材料丰富翔实外，作者的文笔也是细致而富有情感，由此勾勒出中国历史上幸福观的种种不同表现，常有些真知灼见值得我们掩卷深思。<

本书是一部批判性地反思西方价值观、文化和政治的著作。目前危及全人类的安全、粮食、能源和资源、环境等普遍性问题，根本在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正在逼近地球自然系统的某些外部极限，进而将引发全球性的灾变，过错不在地球，而在人类自己，具体而言，就是当今引导人类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基本观念。

《谈美》是朱光潜先生建立其早期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著作之一。全书从“谈美”为“免俗”、“人心净化”的目标出发，顺着美从哪里来、美是什么及美的特点这一脉络层层展开，娓娓道来，抒发了这位美学大师的人格理想、审美理想，提出了他的美学研究的理想目标，即“人生的艺术化”。该书渗透了朱光潜先生对艺术与人生关系的深刻体悟，其在全文最末喊出的“慢慢走，欣赏啊！”深具振聋发聩之用，无怪乎该书一直被视为“科学性、普及性的经典之作”。

我这书于民国十年秋间出版后，不久便有几处颇知自悔。所以于十一年付三版时曾为自序一篇特致声明。其后所悔更多，不只是于某处某处晓得有错误，而是觉悟得根本有一种不对。于是在十五年春间即函请商务印书馆停版不印。所以近两三年来外间久已觅不到此书了。这书的思想差不多是归宗儒家，所以其中关于儒家的说明自属重要；而后来别有新悟，自悔前差的，亦都是在此一方面为多。总说起来，大概不外两个根本点：一是当时所根据以解释儒家思想的心理学见解错误；一是当时解释儒家的话没有方法，或云方法错误。大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必有他所据为基础的一种心理学。所有他在伦理学上的思想主张无非从他对于人类心理抱如是见解而来。而我在此书中谈到儒家思想，尤其喜用现在心理学的话为之解释。自今看去，却大半都错了。盖当时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实未曾认得清，便杂取滥引现在一般的心理学作依据，而不以为非；殊不知其适为根本不相容的两样东西。至于所引各派心理学，彼此脉路各异，亦殊不可并为一谈；则又错误中的错误了。十二年以后始于此有悟，知非批评现在的心理学，而阐明儒家的人类心理观，不能谈儒家的人生思想。十三四五年积渐有悟，乃一面将这书停版，一面拟写成《人心与人生》一书；欲待《人心与人生》出版再将这书复版。因为这书所病非是零星差误，要改订直无从下手，只能两书同时出版，以后作救正前作。其他一点根本不对的，所谓解释儒家的话没有方法，其觉悟更早于此，十一年的三版自序固已露其端。序文所云“……我当时所怀抱‘格物’的解释亦同许多前人一样，以自己预有的一点意思装入‘格物’一名词之下……”便是。大凡一种为人崇奉的古书，类如宗教中的经典或有其同等权威者，其注解训释都是歧异纷乱不过。不惟是种种不同，直是互相违反，茫无凭准。这一面由古人不可复起，古时社会一切事实背影不复存在，凡其立言之由，出语所指，均不易确定；或且中经作伪篡乱，错简讹夺，一切文字上待考证校订处，益滋纷淆；而一面由后人各就己意发挥，漫无方法准则，有意地或无意地附会牵和，委曲失真。仿佛听说有人考过《大学》格物的解释古今有几百种不同。试问若此，我们将何从置信？所以除史实上文字上应亟作考证校理功夫外，最要紧的便是大家相戒莫再随意讲，而试着谋一个讲解的方法以为准则。庶几不致于无从置信的几百种说外又添多一种；而糊涂有清明之望。我深自觉在这本书中所为儒家的讲说没有方法，实无以别于前人。因有《孔学绎旨》之作，期望着有点新的成功；曾于十二年至十三年间为北大哲学系讲过一个大概。所有这书中讲的不妥处亦是预备以新作来救正。却不谓十五年以来，心思之用又别有在，两种新作到今十八年了，俱未得完成。而由近年心思所结成的《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却将次写定出版。是书观察中国民族之前途以中国人与西洋人之不同为主眼，而所谓中西之不同，全本乎这本书人生态度不同之说，所以两书可算相衔接的。因此，这本书现在有复版的必要。我尝于自己所见甚的，不免自赞自许的时候，有两句话说：“百世以俟，不易吾言。”这本书中关于东西文化的核论与推测有其不可毁灭之点，纵有许多错误、偏颇、缺失，而大端已立，后之人可资以作进一步的研究。即上面之所谓根本不对的，其实亦自经过甘苦，不同浮泛；留以示人，正非无谓。不过《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既未得一同出版，只好先以此序叙明年来悔悟改作之意，俾读者知所注意而有别择；是亦不得已之一法。改作的内容新义，未获在这里向读者请教。实是有歉于衷！

新课程改革要求解放学生思想，还学生口脑手的自由。这就要求老师转变教育观念，变重教法为重学法，重老师为重学生，重结果为重过程，变注入式为探究式，总而言之就是一切以学生发展为本。“对话”无疑是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成为现今的语文课堂中是“座上宾”。如何有效地开展“对话”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紧扣建构主义的四大要素阐述了该理论对运用“对话”的指导作用。从目前语文课堂教学来看，“对话”主要表现为学生与教师的对话、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学生与学生的对话、学生与自我的对话，其中尤以学生与自我的对话为核心。如何在课堂中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这是摆在每一位语文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建构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利于开展有效的“对话”。学生学习的过程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以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的意义建构过程，是学生在外部情境刺激下与自我的“对话”的过程。学生面对教师和文本，要调动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选择、筛选、鉴别，在知识结构中寻找相近或相似的结点并予以改造、接纳，完成一个“意义建构”的过程。在语文教学中，要进行意义建构，自我对话尤为重要。《课标》中对此高度重视，指出：“欣赏文学作品，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化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学生总在进行着自我对话，内心深处与另一个自我不断地交流、斗争，从而发现自己、评价自己、丰富自己，把自己同作品中的形象进行比照，丢弃自己的局限、偏见、丑陋、愚昧和冷漠，展现自己的热情、灵感、勇气、包容和创造。这自我对话的过程，是对文学作品产生情感体验的过程，更是完成意义建构提高语文素养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学生主动与自我的对话，文本就成为毫无意义的符号，教师讲解就成为枯燥无味的说教。当然这里不能否认教师的作用。教师在学生意义建构中的任务是使自我对话自觉化、习惯化、理性化。我在教学《“诺曼底”号遇难记》时，最后设计这样一个话题：你怎样评价哈尔威船长这个人物？学生的回答异彩纷呈，最后形成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⑴哈尔威船长是位恪尽职守的伟大英雄，具有舍己救人的品性；⑵哈尔威船长粗心大意，怕负责任，在可以避免的灾难发生后，虽然挽救了60人的生命，但他怕面对社会和历史的惩罚，选择逃避，一死了之。虽然双方各执一词，但我明白，学生在阅读中调动了自我的生活经验和阅读体验，运用“道德之尺”评价，于是我进一步引导，“如果你是哈尔威船长，你会怎么做呢？”可以说，学生在这样的讨论中情感受到熏陶，思想获得启迪，自我道德评价体系得到补充和完善，协作、表达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对话”是提高语文素养的一条有效途径，它是建构主义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作为教师，应当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为学生营造适宜的学习情境，通过师与生、生与生的协作，在学生与自我“对话”中完成意义建构，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德意志思想评论》是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同济大学德国　学术中心主办的专业性连续出版物，2003年起出版，年出一卷。每卷设有固　定栏目“尼采/海德格尔研究”，以示本刊重点。其他栏目灵活机动，可增　可减。凡涉及德国古典哲学、德国现代哲学、德语诗学、中德比较文化研究　等领域之学术论文和译文，均欢迎赐稿。《德意志思想评论》诚邀学界同仁伸出同济之手，协力推进我国的德国　文化研究事业。本卷收录了由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系主办的“德国哲学　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上海，2004年6月1113日）的部分会议论文。

《星汉灿烂》（汉语辞书出版社）一书的产生。书中所记的二十八位文化名人，有诗人臧克家、冯至、任钧、辛笛、雁翼，有小说家周而复、峻青、戴厚英、施蛰存，有翻译家孙大雨、钱春绮、卞之琳，也有学者刘大杰、万云骏、王运熙、徐中玉等。此外，也包括了贺绿汀、秦怡、陈从周、张瑞芳等几位艺术家。他们的性格尽管各不相同，但身上都是一些亮丽的闪光点。如贺绿汀的才思敏捷，幽默中显大气，随和中不乏坚毅；秦怡外表典雅美丽而心灵纯净善良；臧克家的随和与大度；李俊民的博学与忠厚；峻青的平易与厚道；陈从周的耿直与多才多艺；钱春绮的朴实与谦虚；冯至的诚恳与热情；王运熙的温柔敦厚、卞之琳的一丝不苟、顾易生的一团和气———这一切无不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由此我们想到，我们祖国和民族的一些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总是通过一些载体而传承给后人的；而这个载体的最生动和最有力的核心，也许就是这些德高望重、德艺双馨的文化名人吧！<

《还吾老子》是作者继其颠覆《庄子》旧注《还吾庄子》一书出版之后，又一本向两千多年来的《老子》权威旧注发起挑战的新著。本书纠正了《老子》旧注中大量的错误，恢复了长期被屏蔽了的《老子》的本来面目。书中另有不少重大发现，扩大了《老子》的研究成果。例如世传的《道德经》中的《德经》部分并非老聃著作，而是其从周王宝所藏典籍文选中摘录出来的44章有关政治的论述；《道经》部分是对其中37章所作的注释与阐发。从而廓注了《老子》在篇章结构上的千古谜团，也使《老子》旧注中的许多难题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