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世界城市文化塑造研究》在研究和总结前人关于世界城市建设的文献基础上，归纳总结文化创意理念的基本理论，依据城市文化、城市产业以及城市街区之间的关系构造文化创意理念的城市建设体系，同时借鉴当前国外世界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以及巴黎的建设理念，在实践中深入研究北京城市文化、文化创意产业及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这三个维度如何影响和作用于世界城市建设，并从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世界城市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

教师应是社会发展中真正的党悟之人，是关怀中人、责任中人、事业中人、他们是思想者、创造者、博爱者和先行者，他们既是一个历史学者、心理学者、社会学者，又左当是一个生活的幸福者、成功的学习者、快乐的创造者。他们应为社会所敬仰，站在社会的前列……教师的伟大在于对学生由衷的关爱，对社会发展的人文关怀与科学把握，在于对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与特点的关注与研究，在于对教育时空和教育策略的创造与优化。

在学校的领导队伍里总有一些没有主见的校长，他们一味去模仿别的学校怎么做，而后照葫芦画瓢，完全的拿来主义，毫无创新。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办学呢？作者提出：文化自觉、自信、自主，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好学校就是突出自己学校文化的学校。《学校里的文化》选取的文字皆为作者从业多年心得体会：文化虽不像一些条条框框那么直白，但它一旦融入集体就会主动发挥作用，使人们变得主动起来，自我管理、主动做事、主动学习、主动思考、主动交流、主动接受新生事物，也就是师生精进勤求，如是，才是真正的好学校。

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提升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既是文化全球化对一个民族国家文化发展提出的全新要求，也是主权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要在国际竞技场上光大中华优秀文化，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必须采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对外文化交流手段。不断扩大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管道。《当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战略》在镜鉴世界发达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从物理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两个层面。系统阐发了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些战略构想和政策建议。

《作为社会资本的网络媒介研究》分七章，探讨了作为社会资本的网络媒介产生的背景、运行特征、主要功能及转型期网络媒介社会资本构建中存在的问题。本书理论与市政研究相结合，详细探讨了网络媒介社会资本的各项重要特征，对其他研究者极具借鉴和参考价值。

解读百年旗袍的审美文化，通过穿旗袍的名媛们的故事，传达旗袍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审美特性，从一个侧面展现中国独特的服饰文化。读旗袍，除了丰富的审美元素，还有厚重的文化元素，旗袍的发展历史，就是中国女性的解放史。那些穿旗袍的名媛，是秀色可餐的风景，也是中国独有的文化景观。读这本书，让你震撼于旗袍的恰到好处、典雅高贵，以及它的梦幻与迷失之美。

阮温凌的《世纪弦歌（陈嘉庚李清泉文化视野）》为“文化绿洲”书系的一种。全国著名的泉州侨乡诞生了两位华侨领袖：新加坡橡胶大王陈嘉庚和菲律宾木材大王李清泉。本稿即重点研究两位华侨领袖发扬孔子、墨子、朱子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平民教育精神，率先创办集美学校、成美学校，集美集善，成美成材，以此为奠基石拓展平民教育大道，培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精英人才。他们追随孙中山，投身辛亥革命，为建设祖国，教育兴邦，抗日救亡，并肩作战，建功立业。李清泉较短的人生无私奉献于抗日战争、革命建设、华侨教育、侨乡文化、中菲友谊，教育、培养了无数革命和建设英才，身后呈现华侨办学千姿百态的侨乡人文景观。书稿写人之未写、少写，集人物形象、历史事件、华侨教育、侨乡文化于一体，以昔鉴今，力图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赵树理作为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开启的文学大众化时代的一面旗帜，过去对他的研究和宣传都很不够。新时期以来出版了一些著作，各有特点。《文魂·赵树理在沁水》选取“赵树理在沁水”这一独特视角，注定了它是一本寻根之作，使读者能够看到传主更多的本来面目，追寻到他真正的文学人生的源头。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但是一出人头地之后，又都离开了农村，至少从思想上、感情上、意识上离农民远了。赵树理是历史上出身农民又始终不离农村，不改变农民生活、农民意识的少数“士子”中的一个，如他所说，从来不到“上等人”那里去“入伙”。他住在城市，心里想着农民：城市下雨，他为故乡多旱的土地解渴而庆幸；冬天用上暖气，他心里念叨，尉迟村今年缺煤不缺煤。他回故乡，不去自己家里，先到是赵树理在故乡得来的，故乡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给了他灵感，故乡是他生活的源头，也是他创作的源头。田澍中在《文魂·赵树理在沁水》里把赵树理在故乡的活动如实展现出来，使我们既看到传主的过去，又对其思想和作品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收获是双重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以婚姻为主线进行的，涉及家庭关系等诸多层面。本书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北京市不同职业群体择偶模式的分析，阐述该地区婚姻文化的嬗变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民众从服从家庭权威向服从国家权威过渡；二是家庭内部权力从家长到个体成员的转移；三是男女两性的社会权益和婚姻权益从不平等逐渐趋向于平等；四是人们的婚姻文化观念的变迁反映人性的自我完善过程。

《那时多少豪杰》是朱正先生的晚年自选集，收入了对李大钊、白坚武、叶德辉、胡风、聂绀弩、丁文江、徐铸成等现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其可读性远胜厚重乏味的历史教科书，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片断叙述真实而新鲜。　如写李大钊与白坚武这两个人。知道李大钊的人不少，但知道白坚武的人不多。作者抓住这一点，通过写白坚武与李大钊的关系来叙述那段历史的轨迹和两人的不同命运；又如《叶德辉之死》，对叶德辉之死的经过作了研究和考证。在谈到王国维自杀动机时说：“静安先生（按：王国维字静安）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本书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云集学人，结集最新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