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促进了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组织跨国办教育，已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40年以来，逐渐经历了从简单、单线的人员交往到多层次、多维度、多向、复杂的国际化实现形式。跨国高等教育在中国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操作等一系列问题已引起了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共同关注。中外合作办学可以通过合作举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完整高校建制的机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作举办专业和课程的项目和机构方式进行。相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可以更多地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教学方式，有着更突出的优势，更具有广度和深度。 本书采取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文献分析等方法，在组织社会学组织与环境关系理论框架下，以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理论为研究视角，选取我国高校中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N大学）和非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S大学S学院）为个案研究对象，重新审视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全球化的办学背景，考察在复杂而不断变化的办学环境下，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是如何从社会空间中汲取力量而得以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

本书是从大学生的视角对他们的学习质量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开展实证调查研究，并结合对美国大学从20世纪初至今100多年以来的相关研究成果，探索评价大学生学习质量的可能路径、探讨将对学生学习质量的调查和评价研究研究转化为实践的改进行为的相关研究成果。本书研究的学术和社会意义在于：第一，有利于对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做出科学、客观的理性判断。第二，对符合中国实际的、本土的大学生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第三，能够让社会各界更好地认识、理解和领悟到“育人为本的高等教育观”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质量观”的重要性。

本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联合浙江传媒学院、新华社媒体融合生产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长三角智能传播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创意传播研究中心等单位出品的一部面向未来媒体行业智能生态发展的年度研究报告，分为总报告、政策篇、热点篇、行业篇、产业篇和国际篇六个部分，由学界和业界数位专家、学者共同编纂。重点阐述了智能媒体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状况、趋势、挑战和机遇，深入分析了智能媒体在新闻传播、教育，电商、广告、社交、投融资等领域的应用现状，并对智能媒体在特殊群体中的应用以及AIGC在新闻传媒业的应用等方面进行了专题论述。本书基于翔实的数据、严谨的论证以及科学的方法对智能媒体的发展做出前瞻性预判，可为政府监管部门、高校、企业等全面了解智能媒体的发展趋势以及进行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藏书家》（第25辑）秉承刊物一贯宗旨，刊载文章26篇，分年度书志、书界人物、文津茶座、天禄寻踪、雪泥鸿爪、版本鉴定、书海披沙、缥缃闲话、海外书情、馆藏故事等栏目，收录有关藏书知识、藏书家访谈、藏书家遗迹寻踪、版本介绍等方面的文章，兼顾学术性和趣味性；记载爱书人访书的辛苦、读书的痴情和藏书的乐趣，从而展现爱书人的思想境界和生活追求。读者能从随笔式的文章中体味到读书的乐趣，提高品位，并能藏以致用。

欧洲启蒙时期，有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同时也有休姆与卢梭的情感主义。而《唯情与理性》探讨的五四时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旨在说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未在全球情感与理性的永恒辩论中缺席；五四知识分子在认识论层面上承接先儒、启发后进，与西方古今哲学相互发明，与新儒家根植于五四的人生哲学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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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取20个关键词，通过分析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诸多案例，对跨文化传播理论做了生动的讲解。本书特别重视双向视角的采用，既从中国人的角度审视西方文化，也通过外国人的感知来反思中国文化，从而在换位思考中加深对跨文化历史经验的认识。

本书是一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读物，作者在书中结合自己的经历与感悟对一百篇唐诗进行了赏析，文字为求整齐划一，各篇皆以七字为题。其中每篇欣赏文章均包括诗人原诗、词语注释、原诗今译和欣赏文字四个方面的内容。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作者曾反复阅读并参考了《唐诗三百首》《唐诗鉴赏辞典》，以及《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中几位唐朝诗人的全集中的诸多篇目，力求自出机杼，言人所未言。

先民对自然节律的把握，其源起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通过对《夏小正》《诗经·七月》《逸周书》《管子》《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及各种出土材料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自先秦开始，民众对月令经验的总结和积累日益深厚，官府“以时序政”的模式不断成熟，知识精英也从不同层面推动月令文化品质的提升。这为《月令》被采择编入《礼记》，实现由诸子百家言向经学的跃升奠定了基础。汉代倡行“以经治国”，在行政改良、法制损益、礼制改革等方面，不断援引《礼记·月令》，从而将天子施政的立意，从朴素的“因自然”提升到神圣的“顺天意”高度。然而，随着国家力量的变迁、社会结构的演化，地方豪族不断兴起，并逐步取代基层官吏，成为地方社会日常生产的组织者、生活的管理者。他们组织依附民及族民，依时有序地开展农业生产、手工副业、商品买卖和文化教育等。这种转变在《四民月令》中得到具体而集中地呈现，此后，一系列“地方岁时记”不断涌现。由此，秦汉月令实现了从“王制”到“民时”的演变。

“中国乃无独立之科学，亦无独立之哲学，一切知识贵能会通和合，乃始成其为学问”，但近代以来，受全盘西化之风影响，学者追求以分门分科之法治中国传统学问，务求西化，再不求融通体会。钱穆认为这种专家之学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近人必以西方史学来治中国史，则恐终难理解矣。”先生忧心斯文坠地，先著《中国学术通义》，就经史子集四部求其会通和合，又著此书，就哲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当时之新学术，讨论中国传统学术及中西方学术思想相异处，主张必回就中国以往之旧，主“通”不主“别”，方能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