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1939-）是美国著名的媒介文化理论家和大众文化实践者。他的媒介文化理论以媒介文本为载体，以媒介受众为核心，以媒介体验为旨趣，通过强调媒介文本的多义性、开放性、互文性，关注媒介受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推崇媒介体验的狂欢、快感和抵制，开创了媒介文化质朴而审慎的研究路径，使媒介文化研究乃至大众文化研究越来越从“精英话语”过渡到“大众话语”，从臣民社会过渡到公民社会，从权威政治转化和平民政治的传媒镜像。菲斯克对媒介受众生产意义和体验快感的关注，改变了人们的知识视野。通过这个改变，人们寻觅到了媒介文化研究的新途径和新思维，从而把理论触角伸向了对普罗大众和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本书运用文本分析、文化语境分析及个案细读相结合的方法，试图全面梳理、整理菲斯克关于媒介文化在文本、受众、体验等三个层面上的理论主张。适当概括、评价菲斯克作为媒介文化研究理论资源及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文化批判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与大众文化批判问题，涉及现代传媒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功能与本质、大众文化时代的知识分子，以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现代国家和社会如何自我正当化的认识。如何理解大众文化？可谓众说纷纭。其中，否定大众文化、把大众文化作为批判对象的占居多数。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到哈贝马斯的文化批判，中间经历了利维斯主义强调文化是一种休闲活动，倡导文化精英主义；经过了威廉斯的“大写的”和“小写的”文化之区分，似乎使大众文化得到了认可。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则把大众文化看作政治操纵的工具，把大众文化仅仅看作文化衰败的标志。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其他的研究者们也多持同样态度。而我们在《文化批判与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则试图对大众文化研究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价值判断。

案例研究是深化我国文化建设理论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本书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为重点，倡导研究型案例的理念，坚持“第三方”视角，客观、深入，全面地解剖文化建设中各种成功和失败的典型案例，在文化建设案例研究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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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成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成都文化产业蓝皮书（精装）》总报告提出：2008年，成都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实行两条战线策略。一是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二是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明显提高、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即一方面抓好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多文化世界》是青木保先生继《异文化理解》之后，于2003年出版的又一扛鼎之作，也是对同一论题的深度阐述。作者在《多文化世界》中，再次重申“文化的力量”，提出以“异文化理解”守护“多文化世界”，呼吁一种以自我向他人开放为前提，追求本土文化魅力的独特理念。守卫“多文化世界”，　坚持文化的多元性，势将大大减少国与国之间的文化摩擦，消除彼此误解，促进世界的多元发展与和平繁荣。作者的这一精辟论点业已为今日纷繁的国际世象、包括中日两国的互往历史所一再验证。

《文化研究（第8辑）》内容为：近些年来，我做了不少丛书的策划工作，但好像都不如《文化研究》执行主编的活儿这么艰难。几年前和东风商量每人每年编一期《文化研究》，这一期轮到我做执行主编，没想到编辑工作是如此耗费精力。先说组稿。从去年开始，我就忙碌着开始策划一期专题讨论，题目为“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与中国视角”。文化研究登陆中国已经不少年头了，现在国内不少大学开设了文化研究课程，也出版了不少文化研究方面的译著、专著和教材。从总体上说，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早已呈现，但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和中国视角似乎还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记得一年前在美国，我曾和Cultural Studies主编格罗斯．伯格以及刘康教授商量，想在这个英文刊物上搞一个“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和中国视角”专题讨论。格罗斯．伯格倒是爽快答应，没想到的是，在我们自己办的《文化研究》上搞一期这样的专题讨论竟然费尽周折。有许多答应供稿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爽约了，好在徐贲、刘康、王晓路、陆扬、高小康诸君慷慨赐稿。最后时刻主编之一陶东风应要求也援稿一篇。现在刊在这里的六篇文章构成了本期主题之一“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与视角”。

《2007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是一部全方位、全景式地描绘本年度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全貌的大型资料集、可供检索的专业工具书，也是一部表明选编者理论观察、批评思考和建设性意见的年度学术报告和蓝皮书，期望为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留下一份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索引和学术档案。

“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产物，其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革命紧密相联的。近代社会化生产性征以及科技理性主义传统造就了文化的一统天下局面，也导致了人的自由和感觉的丧失。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广为流传，为大众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原动力。现代化、工业化和市场化同样给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着的中国带来了“大众文化”这一富有“舶来品”意味的文化现象。面对大众文化的霸权势力与征服意义，知识分子们或肯定或否定，莫衷一是。如何敞开自己的思想视野，拥有一种开放的、宽容的胸襟与情怀，对大众文化进行理性透视和价值把脉，进而在“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形上迷失”的意义危机中重建终极关怀，使人们真正拥有一片自由、自觉、自主的生活世界，成为智者之思。

在社会科学史上，有两个基本问题以不同的形式一再出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性质究竟是什么？面对社会现象如此纷繁的多样性，有望出现一种普遍理论吗？继对中国纳人的研究之后，从对四类人类繁衍再现系统的比较研究出发，作者对亲属关系人类学中以生物事实为基础提出的几种主要论点（摩尔根、迪尔凯姆、冯·惹奈普、列维—斯特劳斯和施奈德的观点）进行了辩驳，并且在此尝试重新建立亲属制度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廓清了“文化”、“民族”、“社会”等概念，并且对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作出了区分。蔡华对人的三重性——生物性、文化性和社会性——进行了非常清晰的区分，在依据这一区分对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反思之后，他阐明了，在人类学的视角下亲属关系的属性纯粹是文化的和社会的，进而提出了一些崭新的知识论命题。这些新命题质疑了西方的某种理性主义，而且，从整体情形观之，这些新命题可能适用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