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的《儒林外史》在揭示精英政治的破产、文人的生存危机、道德沦丧和价值阙失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1803年刊行之后，这部小说声名日著，历久弥新，为文人读者提供了自我镜照和反省的绝佳契机。《儒林外史》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它以敏锐的观察和细腻的反讽笔法展现了士林的众生百态，而且在于它触及到了儒家精英社会的一些核心问题及其困境。《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研究》以此为出发点来解读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作者认为，十八世纪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变，这些转变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儒家世界的最终解体。《儒林外史》既是这些转变的产物，也是对它们的回应。而这正是《儒林外史》的意义所在，可以用来解释它在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史上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2010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五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市场规模据了全球三分之二的份额；而加拿大、中国、拉美、中东和其他亚太、欧洲国家，加起来仅分享了全球文化市场“蛋糕”的34％。虽然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文化产业总量则排在全球第六位，文化出口额排在全球第七位。相反，英国的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五名之后，但是文化出口额却占全球第二位，并且在音乐制作、时尚设计、多媒体服务、艺术品经营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以世界眼光和全球战略角度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策略，以实现推进文化繁荣发展，建设21世纪“文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当今学者研究的重点对象。王琳研究员撰写的《社科论丛：文化创新视角下的中国文化产业战略》专著则是践行了上述宗旨、破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实难题的力作。

《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16卷）》是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办的连续出版物。本书有理论与政策、改革与发展、国际文化产业观照等栏目，收入学者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本卷刊发的以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胡惠林教授为首席专家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首次提出了以表征和内涵指数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CCIDI）分析框架，并以此发布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填补了我国文化产业研究的一项空白，为人们充分认识文化产业发展现象、理解文化产业理论范畴提供了新的学术路径。

《文化蓝皮书·2012年：重庆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是立足于重庆文化产业发展的年度性报告。该书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科学发展观，按照《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314"总体部署，全面展示重庆市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成果，深入分析文化产业市场的变化，探寻提升重庆文化软实力的新机制和新途径，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年度指导。蓝皮书每年出版一次，是重庆市文化产业的权威性工具书，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文化蓝皮书·2012年：重庆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由总报告、产业报告、市场调研、金点论坛、年度观察和年度大事记等部分构成。其中，产业报告涵盖了重庆报业、广电、出版、发行、印刷、动漫、影视、演艺娱乐等；市场调研对重庆文化产业的某一有机组成部分进行数据统计和宏观扫描；金点论坛给专家学者提供言论场所，就重庆文化产业中的热点问题及现象进行阐述；年度观察将文化产业的视野扩展到了全国乃至世界，挖掘当年文化产业中对重庆文化产业具有较强借鉴性的大事件，以翔实的材料，鲜明的观点形成独到的个案分析。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CCIDI）》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编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以表征和内涵指数为核心框架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多级综合指数体系。根据这一指标体系，该书揭示了我国文化产业尚处于政策哺育期和成长发展初期的阶段性特征，并以“十一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为对象，提出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三大梯队的划分和5种类型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还完成了我国31个省区市的文化产业发展排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前所未有的繁荣，中国农村文化发展出现了与之不相应的迟缓，文化市场建设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既是农村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要求，也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村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因此，如何加快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已是当前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以“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为题，就是希望通过对中国农村文化以及文化市场的演变、现状与问题的深入研究，对农村文化的未来引导提出措施建议。《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作者史清华、晋洪涛、晋鹏程）主要内容分为7个部分，按照广义文化概念，从浅层的物质文化到中层的行为文化再到深层的价值观文化，逐层研究了当前中国农村农民文化生活的现状，并提出了农村文化市场建设和引导的对策建议。第一部分：利用1986—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300余个观察村的数据资料，对农村文化发展繁荣的基础——社会经济的变迁进行了详细分析。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研究发现：第一，当代农村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已经从过去鸡犬相闻、自给自足的“田园诗”式逐步演变为当代的大一统社会，“农村”已经变成与“城市”相对应的地理概念，流行的各种文化在农村很快就会找到生存的土壤。第二，当代农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延续千年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与农耕文明相适应的传统农业已经逐渐过渡为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农业，在农村世世代代沿袭的传统农耕文化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但与新的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农业文明仍未形成。第三，当代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就业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大量青年农民更多的转移到城市非农就业，城市的现代文化氛围对他们的价值观、就业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尽管他们对生其养其的家乡还有一定眷恋感，但对城市的向往更为迫切。第二部分：利用1986—2007年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3万余户观察户的数据资料，对当前中国农村的物质文化——农民物质生活尤其是生活方式的变迁做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以及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式生活模式已经基本上被市场模式替代，尤其是食品这一传统的依靠自我生产的消费品也已逐步走向自给生产与市场外购相结合的模式。伴随着食品、衣着、燃料等消费份额的下降，农户消费中的服务性消费尽管还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但也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文化服务消费（如旅游、保险等服务）迅速上升。这表明：进入21世纪后中国农户的生活方式正在快速转变，已经由单纯地物质需求满足向精神需求满足过渡。而计算机等潮流型电器的快速增加，表明中国农村的家庭文化生活开始转向电视为主、电脑为辅的模式。第三部分：利用1995—2009年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300余个观察村的数据资料，对当前中国农村的精神文化——农民精神生活的变化做了详细分析。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观察村农民在文化消费方面加强了儿童教育的重视度，少年儿童的入学率有明显提高。从文化娱乐形式来看，报纸、杂志的消费尤其是电影、戏剧方面的投入已经大大减少，电视、网络逐渐成为主力。从婚姻观念来看，在农村虽然传统的婚姻观也在接受挑战，但与过去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从宗教信仰来看，观察村民众的宗教信仰在减弱。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则受到一定冲击，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出现恶化。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社会治安的重视，观察村的民事纠纷、违治事件、刑事案件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总之，当前中国农村广大农民的精神生活正在面临着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一方面是在工业文明和现代化脚步中很多新观念、新思想不断渗入农村，另一方面农民在诸如婚姻等方面仍在顽强地固守着传统观念。中国农民的精神生活似乎就在这种变与不变之间、在与日俱进和固守传统之间，发生着或细微、或显着的变化。第四部分：利用2005年组织的鄂晋鲁苏4省17县24村1048个样本农户调查数据，以家庭亲情观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在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受到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最能体现家庭利他主义的亲情关爱行为，在当前中国农村家庭中，长辈抚育关爱晚辈、晚辈赡养孝敬长辈这两类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并没有发生显着变化。调查显示，农村多子女家庭在子女关爱上存在着明显的优先序，总体而言，关爱优先序遵循的基本原则是“长子优先，男子优先”。父母对子女的关爱表达在不同孩子身上也有所不同。总体来看，得到苛责最多的往往是长子（女），而幺子（女）则往往是得到溺爱最多的。调查发现，作为晚辈孝敬赡养老人的行为，尽管对每一个人来说孝敬或赡养的方式不同，程度也有差异，但子女们孝敬或赡养的心是一样的。调查结果显示，样本家庭赡养老人的支出占家庭全年总收入的比重为8．65％，占家庭全年支出的比例为11．88％。在老人赡养支出中，生父母的赡养支出与姻缘父母的赡养支出比大体为2：1。总之，调查结果告诉人们，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虽然也受到经济大潮的影响，但农村家庭的传统亲情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当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农村的传统家庭亲情观念，包括父母的养育观、子女的养老观，在未来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第五部分：利用2009年上海市农调队组织进行的1446个农民工样本调查数据，以农民就业观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民的新型价值观。研究发现：“他人家金屋，不如自家草屋”的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当代中国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被沿海地区的发达经济、城市的现代文明、非农就业的高收入所吸引，已经跳出“父母在，不远游”和“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等旧有观念的束缚，纷纷离开家乡来到发达地区求职就业。虽然他们面临着消费水平偏高、看病难、语言不通等诸多不便，但仍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异域他乡的建设。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外就业除了物质生活上面临的困难之外，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已经成为最大难题。这些在沪农民工的业余生活非常单调，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是看电视听广播，或者是喝酒聊天、打牌上网等娱乐活动，用于读书看报、学习培训、教育子女的时间很少，更不用说融入当地、参与当地文化生活了。第六部分：利用2012年组织的山西6村500户调查，以农民对家乡的归属感为核心，从家乡情结、村内活动参与、亲情往来等方面对农民的家乡情感进行了分析。从归属感的核心情感——家乡情结来看，样本村民虽然对自己居住的村庄仍有着较为浓厚的感情，对“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等观念仍有较高的认同度，但是家乡归属感有了明显降低。特别是从归属感的外在表现——村内活动参与情况来看，样本农民对社区性活动、村内生产生活活动的参与积极程度很低，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当前中国农民家乡归属感的下降。从归属感的感情外延——亲情往来情况来看，作为人与人之间三大关系之一的亲情关系似乎越来越与经济因素挂起钩来，更多的增加了利益关系。调查显示，对家乡的认同与归属感这一中国人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已出现明显变化。在由“熟人世界”向“陌生人世界”演化的今日中国，农民对家乡的那种“虽然美但并不值得留恋”感觉，对于雄心勃勃进行新农村建设的政府来说将是一道难以绕过去的坎。第七部分：以山西省襄垣县为例，研究了农村节日文化的由来和发展。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农村利用传统节日、时令节日、社会节日、家庭节日等节日文化，做到了亲情间的团圆与交流、友情间的聚合与交流、民众间的狂欢与交流、生死间的思念与交流、人神间的敬重与交流、物质间的流动与交换，从而既保证了农村社会稳定，也实现了农村生活的和谐，同时还延续了农村文化的传承。当前，虽然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农民并没有将现代制度与其生活完全挂起钩，他们很大程度上还生活在传统规则下。因此，面对农村的熟人世界，要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还需要在完善现代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农村一些良好的世俗，充分重视农村社会传统文化下的规则，而不是简单地生硬地以法律制度处理农村社会经济问题。基于上述研究，《中国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研究》从九个视角提出了以下引导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首先，在调整“三农”发展政策时，应适当对“放活”政策予以重视，增加民众的参与意识。其次，在调整农村发展政策时，对农村传统规则要加以高度重视，把认“证”与尊重“事实”很好地结合起来，历史的问题用历史的眼光去解决。第三，在制定农村文化引导政策时，把着眼点放在传统文化规则的发扬上。建议主流学术界要主动承担传统文化的挖掘与研究；主流媒体要主动承担起民间传统文化的宣传与弘扬作用；上层意识形态要有意识地对传统文化认可与引领。第四，建议地方政府利用民众春节、元宵两节返乡团圆探亲之际，开展“家乡美”，“我为家乡添光彩”等公益性活动。第五，建议地方政府在改善农村文化设施的同时，组织开展村史村志修撰工作，重点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村域民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变迁。把过去的英雄史向今日的民众史引导，形成村村有史，村村有志。第六，建构城乡群体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尤其是帮助进城的农民工树立起对自我的认同和对城市的认同，使其在城市中找到归属感，城乡才能够彼此相容。第七，树立传统文化与城市文化和谐共生的理念，城乡文化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农村文化应该从城市文化中获取现代价值观念，努力在知识水平、道德素质、公民意识、行为方式等方面都更符合现代化发展的要求。第八，依靠文化体制改革激活农村文化市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增强活力。第九，加强农村文化队伍建设尤其是民间艺人的培养，有效整合民间文化力量，扶持一批民间艺人、民间文艺团体、文化中心户和民间艺术之乡、特色艺术之乡。

《广州蓝皮书：广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2版）》由广州市相关文化部门、科研院校、行业内的专家学者的十余篇调研报告组成，共分为总报告、专论篇、行业篇、区域篇、案例篇和借鉴篇。总报告对当前广州市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行业、企业规模偏小，原创环节薄弱，文化产业衍生产品开发不足，版权保护不力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总报告的后半部分分析了广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针对广州市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提出政策扶持、项目带动、环境建设等对策建议。随后又从产业整体发展动态、区域发展状况、优秀个案解剖和专题研究论述等不同角度，对广州文化创意产业进行全面深入分析和研究。总之，《广州蓝皮书：广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报告（2012版）》试图在全面反映2011年广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状况的基础之上，紧紧围绕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目标进行理论探索，从而为广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建设幸福广东”的宏伟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画说经典：西方学者眼中的中西文化（英汉对照）（套装共10册）》称之为“画说经典”，确实有“画”，且是作者雷立柏自己所画，雷立柏称之为“拜占庭画法”。《画说经典：西方学者眼中的中西文化（英汉对照）（套装共10册）》各卷内容，更是包罗万象，《窦娥冤》与《安提戈涅》，刘备、奥德赛和摩西，《论语》，奥勒留《沉思录》与犹太《德训篇》，老舍《猫城记》与犹太先知。这些中西文化史上著名人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在雷立柏的笔下，真正相遇，对起了“话”（画）。

《中国文化走出去年度研究报告（2012卷）》共六章节，内容包括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导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汉语国际传播、广播电影电视走出去、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去、中国新闻出版走出去。本书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为庆祝《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出刊200期，在校人文振兴计划的支持下，“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期文存”2012年9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勤慎论丛·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期文库·卷之5：新世纪十年的文化中国》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过去200期的发稿特色与学术水准，也为学报将来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