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策划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数不胜数、彪炳千秋的辉煌成果，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无论是自觉还是盲目，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从人类的启蒙时期始，文化策划就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演绎了无数轰轰烈烈的大剧，推动着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中国策划，底蕴丰厚，光耀寰宇，源远流长，惠及当代。中国古代的策划仅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策划的目的是为政治、军事和外交服务的。

《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3辑）》为有关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的论文集，共收入29篇论文，分为5大部分，分别是方法谈、对话篇、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宗述，内容涉及比较哲学的理论、中西哲学重要概念和哲学家思想的比较以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等诸多方面。

本书是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研究部2010年的重点项目，既是首次对国内外文化产业应用理论的一次初步总结，也是为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所做的理论教材准备。通过一学期的读书与整理，最终收录理论共159条，以四大篇章分别予以介绍。，每则理论都注以出处、释义以及要点归纳，希望成为文化产业初学者与研究者的基础工具读本。

颅相学是研究性格的大脑科学的综合理论，是l9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受人欢迎的“自然知识”。库特对这个生物思想体系的普及进行了研究，目的是分析这门科学对维多利亚社会从知识团体到工人阶级自由思想家和欧文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受近年来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以及福柯、批判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科学在城市工业社会整合时期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由于本书对那种试图隔绝科学观念与其哲学、神学和社会之背景的做法表示质疑，因此《大众科学的文化意义》研究与其研究对象颅相学本身一样，几乎涉及所有学科。在关于历史现实的社会阐释中，把科学仅仅当成一个塞入其中的附加“因素”，其弊端不言自明。本书第一次对科学在工人阶级激进派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揭示了在前达尔文时代的英国，科学已经对大众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作用。

《中国神话的文化密码》以建构中国神话体系为核心，抛砖引玉地对中国神话进行了文化解读，探索性地对中国神话进行了文学再创作，进而策划了一批以中国神话为题材的文化创意项目，提出了将中国神话申遗的建议。全书分为四卷。第一卷以一个崭新的视角，在中国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22个经典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向人们展示出中国神话所蕴涵的人类完整的“终极关怀”体系以及“人类进步的阶梯图”和“人类的精神”两个子体系。第二卷全面、深入地解读了中国神话所蕴涵的文化密码。第三卷是一份策划提纲。作者力图通过这些策划案，寻求更多的人，用更多的方式，把这项文化事业做大。第四卷应该是一部文学作品（神话故事）集。

《超越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的案例与探讨》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承担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2009）的子课题成果之一。本书共十四章节，内容包括文化与跨文化、人类交际与跨文化交流、亚文化间的跨文化交流、文化休克与文化适应、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跨文化交流的主要障碍等。

《跨文化交流》主要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理念对跨文化交流学科的借鉴意义；理解深层文化；中西文化模式研究述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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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有一群人，他们既是寺庙里的僧人，同时也是学校的学生。本研究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西双版纳勐罕镇中学傣族和尚生为个案，以文化再制理论为研究范式，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一方面试图对这个特殊文化群体进行比较详尽的解析，另一方面尝试通过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分析来揭示一个社区中“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之问的互动与冲突。 笔者将研究对象置人一个相对宽阔的社区背景中。首先，对其社区进行了一定的经济文化调查和分析。云南省勐罕镇是一个以傣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共生性”社会，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交流和融合的趋势，尤其是汉族主流文化对于傣族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很大影响。傣族社区经济发展迅速，传统稻作生产逐渐退出，进而是橡胶产业的繁荣以及旅游业的兴起。傣族文化处于不断变迁之中，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发生改变。 其次，本书集中探讨了勐罕镇社会结构内不同文化系统的主要再制机构的发展以及“和尚生”是如何在社会结构的运作下产生的。在勐罕傣族社区存在着两套文化系统，即官方文化系统和民间文化系统。民问文化系统的重要传承机构是佛寺，本书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佛寺教育为何能成为傣族社会的“传统”以及其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历史变迁。而官方文化系统的重要再制机构主要是学校，本书通过口述史和文献资料的整理，较为系统地描写了勐罕学校教育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和尚生，，的出现乃是官方文化系统民间化和民间文化系统官方化的产物，是两套系统在冲突之后妥协的结果，然而官方文化系统由于掌控更多资源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个人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受制于文化结构。 再次，笔者通过实地田野调查探讨了“和尚生”的现状、所存在问题及原因。本书分别论述了和尚生在两个重要场域即佛寺和学校中的行为实践以及所体现的主体性选择。通过调查发现，勐罕傣族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宗教观念世俗化，佛寺教育处于不断衰微之中，人寺僧人大量减少，僧人素质不高，地位降低。笔者认为种种变迁更多是“外来迫力”的结果。而在学校教育中，笔者通过对和尚生意识形态、学业成就以及行为社会化三个领域的分析，发现和尚生形成了相冲突的模糊的意识形态，学业成就低下，且存在着“反学校文化”，学校教育通过国家化、去地方化和统一化等措施在进行主流文化再制的过程中却遭到了和尚生的抵触。在初三毕业的去向选择中，少有和尚生能通过学校教育进入主流社会，在佛寺系统中也是受到种种限制，最终绝大多数和尚生选择回归传统社区。这些都是由社会结构、社区力量、学校以及和尚生自身所共同造成的。 急剧变革的社会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的交融和碰撞在文化再制的场域中如此集中地体现在一个特殊群体上。佛寺教育和学校教育有着并存的必然性。然而，这似乎又成了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二者都存在着不可回避的问题，佛寺教育无论从僧人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急剧下降，而学校教育则陷入“学校繁荣，教育衰微，，的困境。无论是对于佛寺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和尚生都表现出了消极的态度，尤其对学校教育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抵触。佛寺教育传承传统的功能在弱化，而学校教育促进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作用也并不明显。在最后一章笔者首先集中探讨了学校教育问题中所隐含的相冲突的社会文化观，一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二是太过于强调国家整合，而忽视地方差异。为了促进民族、社区和国家的和谐发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衔接，本书提出了要以建设“共同文化”的理念来实现学校与社区的共建。其前提是，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应该重视自上而下的“文化关注”，重点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肯定，另一方面应该努力提升当地人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能力。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构建一套实现学校与社区共建的操作性模式。最后，笔者基于本书的实际分析，对文化再制理论本土化研究以及一些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反思。

《楚雄民族文化论坛（第5辑）》是“楚雄师范学院省级重点学科‘民族学’学术集刊”第四辑，主要讲楚雄文化，书稿由多篇学术论文构成，分专稿、彝族历史文化研究、民族/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地方文化研究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