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本书以实证调研的方式展现广东大亚湾地区基层治理是如何实现的。主要研究了：通过和美网格规范的基层治理、通过四级联户群管理规范的基层治理、通过社会心理服务规范的基层治理、通过工作规章制度的基层政府管理、通过搬迁方案的整村搬迁、通过村规民约的古村治理、通过物业管理规范的村民小组委托型自治、通过楼栋长管理规范的搬迁村治理、通过志愿服务规范的社区治理、通过内部规范的志愿者管理、通过民事习惯规范的村民小组治理、通过婚姻成立规范的渔村治理、通过茶叙规范的老人自治、通过宗族规范的村庄治理、通过规章制度的企业管理、通过章程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管理、通过本土社会规范的基层治理的思考。

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刑事和解的基础理论; 第二章为刑事和解的发展沿革；第三章为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第四章为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第五章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第六章为刑罚执行阶段的刑事和解；第七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和解——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样本。

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青藏高原地区资源概况; 第二章为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现状；第三章为主要发达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立法经验借鉴；第四章为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原则；第五章为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构；第六章为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建议。

我国幅员辽阔，物产广博，生物遗传资源极其丰富，是种质遗传资源大国。农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是国民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与国家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热点领域。种业科技是农业经济竞争的核心，更是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现代种业是科技含量极高的产业，不仅形成了现代生物科技育种的全新模式，更属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领域，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究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变革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供给需要的回应。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业为我国战略性、基础性的核心产业，促进种业科技发展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基。一方面，种业科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耕地面积有限，人均耕地面积较低。在此条件下要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应从促进科技进步的环节寻找出路，从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与研发高产粮食新品种角度着手。历史的来看，优良作物品种的培育与推广能够成为农作物产量稳定增长的重要来源。据国家统计部门的相关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从0.6万亿斤增长至超过1.3万亿斤，其中优良粮食品种实现了近半的贡献率，成为粮食丰收与稳定主要商品粮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种业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振兴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升农业育种水平、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需要。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好种业翻身仗”的战略部署以来，我国种业科技不断取得新的发展与突破，自主育种作物种植面积超过90％，科技发展加速促进中国种业大发展格局形成。[ ]但是，在肯定种业科技为促进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仍应认识到种业科技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譬如，私人种子企业育种研发的动力来源于研发成果的经济回报，但我国的育种方法以不同作物品种间杂交为主，育种研发投资面临研发风险高、回报周期较长的弊端，诱发种子企业育种研发激励不足的市场失灵问题。致使我国具备育繁售一体化能力的种子企业数量尚少，大部分种子企业不具备育种能力，种子企业研发投入与发达国家种子企业存在巨大差距。[ ]又如，种质遗传资源是种业科技的核心资源，更是育种创新的前提条件。尽管我国为生物物种资源大国，种质遗传资源数量多且分布广，但又面临国内育种研发对种质遗传资源转化利用能力不足与优质种质遗传资源向境外流失的双重困境，造成我国坐拥世界第一大种子市场却大量蔬菜、花卉等重要作物种子被国际种业巨头把控的不利局面。[ ]再如，激励育种科技创新最终需落实为研发人的育种收益，但同时亦产生作为用种人的农民生产成本上升问题，如何在实现育种创新有效激励的同时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成为促进种业科技发展过程中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结项成果.本书中对宪法司法化的观点是秉持反对的立场的。作者所秉持的是合宪性解释的立场，不是宪法的直接的司法适用，即司法化。对国外的宪法监督制度，作者持批判的态度，本书的立场是：我们只能采取人大机关监督宪法的模式，西方的模式不可取。政治立场方面是严格围绕国家现行制度、党和国家的相关文件展开论述的。

医疗过失的判定标准是医疗过失判定的核心医疗水平是我国医疗过失的判定标准。这一标准在适用中存在困境，应通过学理、立法和司法三重路径提出应对方案。违反诊疗规范情形下如何判定医疗过失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违反诊疗规范的后果是推定有过失。推定过失后应允许医疗机构进行反证。医疗机构的反证事由分为最终反证事由和初步反证事由。最终反证事由是指反证事由一旦成立，医疗机构就不再具有医疗过失，当然也就不再承担侵权责任，初步反证事由是指能够推翻推定医疗机构有医疗过失的反证事由。这种反证事由一旦被认定成立，则医疗机构有过失的推定就被推翻。患者在对医疗过失举证证明时，有些情况下会遇到证明障碍。我国应通过明确《民法典》第1222条第2、3项的法律后果和病历记载不全情形时过失判定的思路进行解决。

行政契约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类型，是私法公法化的产物，实质上是私法上契约形式在公法上具体运用的结果。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高权行政已经无法因应国家治理的需求，故而，作为非强制、柔性行政的重要方式——行政契约逐渐在行政实践中兴盛起来。本书以行政契约的形式论—本体论—适用论—救济论为主线，结合我国运用行政契约的最新行政实践与司法审判之成果，试图提出能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的体系化的行政契约理论。本书由导论、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共分四章。在本书中，作者着重围绕着行政契约的发展历程、自身特性、法律适用、公法救济路径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从发展历程看，行政契约具有历时性（时间性的继承）与共时性（空间性的扩展）的特点。二是，从自身特性看，行政契约相较于民事合同、具体行政行为而言，具有独特的法律属性。三是，从法律适用看，行政契约作为契约的一种类型，本质上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意思合致的产物，当自身的理论与制度并不完善的前提下，借鉴、吸收民事领域中相类似的制度成为一种必然。四是，从公法救济路径看，行政契约中的公法救济路径可以分为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两条主要路径。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次大修重新确立了全案移送主义制度，在制度史上呈现出“初创—改革—回归”的曲折变革。改革的反复性与复杂性既构成案卷移送制度研究的意义，同时也成为促使研究视角和范式转换的动因。在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视野下重新审视案卷移送制度，探索其在刑事诉讼体系中与各相关程序合理嵌套、协调融贯的路径，才有可能使改革避免走入“屡改屡败”的泥淖。我国审判中心主义理论聚焦司法权力结构配置，指向整个诉讼制度的建构和诉讼活动的展开，而作为改革话语，庭审实质化是目前实务部门最倾向的观点。本书以审判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将分别从庭审实质化和刑事诉讼格局中审判中心地位两种维度对案卷移送制度的具体制度、规则的建构和完善提供理论动力和指导性解释。

民事纠纷内容的私权性，决定了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主要是以中立者的地位对纠纷作出裁判。然而，如果诉讼的进行完全由当事人控制，诉讼迟延、实体不公等现象将不可避免，由此不但会损害司法权威，还将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为了确保诉讼的高效进行及实体公正，应赋予法院权力以对民事诉讼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状况作出适当的处置，即民事诉讼指挥权。本书采取理论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介绍了民事诉讼指挥权基本理论和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关于民事诉讼指挥权的立法变革，其次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指挥权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后对我国民事诉讼指挥权制度的完善提出若干建议。具体为第一部分，概括介绍民事诉讼指挥权的基本理论。第二部分，国外民事诉讼指挥权立法变革考察及评析。第三部分，我国民事诉讼指挥权制度的宏观考察及具体运行的若干现状的分析。第四部分，分析了转型期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指挥权制度的意义及完善的若干具体建议。

本书为典型的交叉学科研究成果，主要研究如下几方面内容：1.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所带来新挑战的背景下，中国数字法治建设面临的痛点与困境，区块链的技术优势以及区块链技术赋能中国数字法治建设的意义；2.“区块链法治”的中国实践探索与经验。主要针对如下探索做实证分析：区块链 侦查；区块链 检察；区块链 审判；区块链 司法；区块链 行政执法；区块链 其他特殊应用场景。 3、“区块链法治”方案的双重准备：技术标准与法律监管区块链技术融入法治领域是数字化时代的必然产物，而且影响深远。这会引发法治生态的整体变化，比如区块链司法的形成，是互联网司法的迭代升级；区块链证据的出现改变了庭审质证规则，让科技证据焕发出新的力量。在此语境下，亟需法律与技术的对话，系统研究区块链技术应用法治领域的场景、价值与前景，以及如何实现法治的高效与技术合规，本作品填补了该领域学术空白，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区块链法治的学术著作。本书在研究内容方面有三个显著特点：1、作者团队方面：法学专家与区块链专家的作者组合。本书的作者分别是法学专家与区块链技术专家，是法律原理与区块链技术的学术碰撞与整合。2、研究方法方面。广泛深入的实证分析，对中国区块链 法治的应用场景通过技术模型进行实证和定量分析。3、研究思路的先进性。秉承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探索与合规建设同步推进原则，不仅从技术原理出发研究区块链技术在数字法治建设中的应用，同时注重研究区块链技术合法合规的适用，这需要在制定区块链技术标准、测评体系与安全规范的过程中融入法律规则，形成 “技术 法治”的复合型标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