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拆迁纠纷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分集体土地篇和国有土地篇两篇，精选100个征地拆迁领域典型性案例，一一评析，内容充实、细致，基本反映了该业务领域的全貌和细节。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广大被征收人、被拆迁人对于合法的征地拆迁是十分理解和支持的，因此，任何征地拆迁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前提，以提高最广大人民的幸福指数为立足点和根本追求，依法推进，否则就是对权利的侵犯和践踏。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事，需要律师界同仁的协同努力，更需要公民法律意识的深刻觉醒。希望通过这本书可以使更多人了解征地拆迁，对促进相关机关依法办事，公民依法维权有所裨益。

为什么强调个案？为什么注重叙事？ 这恐怕是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前最疑惑的两个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为什么多年来持续专注个案研究的原因。个案，貌似有点微不足道，实际上是正义的实现途径，管窥社会变迁的窗口。我在博士论文《1903年：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时曾提出一个观点——“个案推动论”。该观点强调，中国法治进程，无论清末，还是当下，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案推动前进的。这种论说摆脱了从宏观层面讨论司法转型动因的纠缠不清，而落实到具体个案上，从微观层面入手，因为无论是变化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还是需要变革的法律和转型的司法，其落脚点都是实践中的个案。个案恰如一个个节点，勾连着历史的脉络，展现着历史的变迁，同时又承前启后，把旧的需要摒弃的和新的需要吸纳的都包含在内。我们不否认中国的司法转型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完成的，但实质上，包括法制在内的公共政策更迭，个案是个有力的推手。从此角度，法律制度的变革或许更像催化剂，而不是决定性因素。也许，因为个案可以直接确定法律效力，“个案推动说”在英美法系判例法中的表现更加直观。在中国，也许只有通过某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个案来论说才能更具说服力，因为多数个案的作用是隐性的，或者细微的，即任意个案往往不具备显著的解释张力，只有在引入关键个案、系列个案、众多个案的时候，“个案推动说”的解释模式才能更具说服力。 基于个案的意义，我常常想：如若能够通过每一个个案实现正义，让个案成为正义实现的载体和途径，那么法治不但会成为信仰，还会成为社会最有力的制度。这种个案正义的价值，可以用培根在《论司法》中那句耳熟能详的法谚来总结，“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叙事，貌似毫无学术含量，实际上是传播的基础，弘扬法治理念的主流。在中国百姓的传统认知中，“历史”通常等同于“故事”。对于“故事”，首要的就是讲清楚，这就是叙事的力量。当这种叙事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后，往往形成一种跨越文本与结构的张力，字里行间的故事、跌宕起伏的情节、跃然纸上的人物……会直面向你扑来，让你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有趣，感受到司法的积极与无奈。一段时间以来，法学界的话语落入了一种机械性的表达中。学者们言语的，不是百姓能够听懂的，自然也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的。于是，学界每年层出不穷热热闹闹的研讨会往往不敌一档普法类情景剧对人民群众的普法效果。因此，将个案用“讲故事”的形式展现出来，稍加点评，摒弃纯粹的学术说教，我相信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大量“以案说法”类电视法制节目的高收视率就是佐证。“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在法治传播的过程中，通俗的叙事形式往往更能够深入人心。实际上，在司法制度史研究领域，并不排斥叙事。相反，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崛起，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以来，《蒙塔尤——1297~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马丁？盖尔的回归》、《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等一批成果的诞生，历史叙事得以复兴，历史的书写形式也从“分析”向“叙述”积极转变。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1）本书所撷选的个案，并不否认预先挑选的成分，从清末的苏报案，到民初的姚荣泽案，到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再到世纪末的綦江虹桥案，这些案件可谓“关键性个案”。引入关键性个案来展开对二十世纪中国司法制度史的考察，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方面可以诠释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和历史问题，将宏观结构和微观分析有机结合，使学理与历史得到解释；另一方面关键性个案能为破解研究命题提供特殊的焦点，可以以关键性个案为原点，将其信息和理论最大限度地推广到其他个案和类型。（2）本文倡导的通过个案实现正义，所指的个案不仅不限于关键性个案，而且更应当关注大量的、普通的、琐碎的个案。这些案件，发生于中国日常的司法运作中，并且呼吁要能够以个案为基础进行反思与提升，因为个案正义代替不了制度正义，要使个案正义具有普遍正义，就必须构建制度正义。综观中西古今法治的衍化史，都是从个别调整发展到规范调整，进而实现二者有机结合的过程。 借此，我相信个案的力量，相信叙事的力量，相信通过个案实现正义对于司法进步和民主法治的推动力量。

《量刑规范化典型案例精析》紧密结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相关细化规定，通过对各类典型案例量刑情节的正确提取以及量刑过程的逐一展示、解说，指导全省刑事法官进一步深入理解量刑规范化文本精神，纠正以往量刑活动中存在的误区，切实强化规范量刑意识，有效提高刑罚配置水平。《量刑规范化典型案例精析》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量刑方法案例解析；第二部分，分类罪名案例解析；第三部分，规范文本汇集。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汇编了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国审判案例要览》等在内的各类案例载体，历年在全国、上海以及浦东法院各类案例评选中获奖的案例，以及其他浦东法院首例或重大案例中精心选取的经典案例，展现了浦东的司法传承和法治发展长卷，铭记“浦法人”兢兢业业的精神。

上海作为历史悠久的国际化大都市，不仅存在着诸多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习惯，更有许多与其经济中心地位相匹配的商业惯例。习惯的司法运用在实践中大量存在。编者沈志先以上海法院的司法实践为样本，从全市法院众多相关案例中，精心挑选出43篇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俱佳、对今后同类案件审理具有参考借鉴价值的案例，梳理结集为《民事审判视野中的民俗习惯与商业惯例：上海法院审判实践精选集》一书。《民事审判视野中的民俗习惯与商业惯例：上海法院审判实践精选集》分为“适用民俗习惯审判篇”和“适用商业惯例审判篇”两个篇目，涉及婚姻家庭、继承、侵权、相邻关系、货运、保险、买卖合同等各类纠纷，涵盖了人们最基本和最常见的社会行为和经济活动类型。

无名氏撰写的“三十六计”，按计名排列，可分为六套计，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和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运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运用之计。每套计又分为六计。胜战计包括：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敌战计包括：无中生有、暗渡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代桃僵、顺手牵羊；攻战计包括：打草惊蛇、借尸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混战计包括：釜底抽薪、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道伐虢；并战计包括：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败战计包括：美人计、空城计、反问计、苦肉计、连环计、走为上。有的计是前人从古代历史事实中总结出来的，来源于历史典故，如围魏救赵、暗渡陈仓、假道伐虢；有的计是出自古代兵书的术语，如以逸待劳、声东击西；有的计是来源于古代诗人的诗句，如李代桃僵、擒贼擒王；有的计是用约定俗成的成语，如金蝉脱壳、偷梁换柱、指桑骂槐、反客为主……

《浦法精萃之优秀文书：浦东法院二十年裁判文书精选》内容反映时代性，既有浦东法院成立以来各类案件的首份裁判文书，也有从建院伊始至今每个历史时段的各种代表性文书；类型体现多样性，不仅有刑事、民商事、行政、知识产权等一审诉讼案件的判决书，而且有特别程序、破产程序、执行程序、财产保全、国家赔偿等相关裁判文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参考性。

笔者长期从事政府执法部门的工作，这一工作恰恰具有双重特点：一是执法工作需要有足够的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并需要不断地去关注行政法学的发展；二是执法工作常常要面对具体执法中的各种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能感受到我国行政法学是如何“真实”地还原于实践的，也就会充分发现行政法学需要完善和补充的“漏洞”。这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源泉”。我的全国同事们也不断地提出一些问题，非常感谢一线执法的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断地提出工作中的问题，成为我持续研究的推动力。《孙百昌执法办案谈丛书：基层执法办案精解（2013年续）》就是针对提问者的问题做出的思考、研究，是切磋性质的。故《孙百昌执法办案谈丛书：基层执法办案精解（2013年续）》出于研究目的，是笔者拙见，供抛砖引玉。实际工作中应当独立思考判断。

史上十大金融欺诈案☆ 1717年至1721年英国伦敦南海公司诈骗案 ☆ 1821年至1826年格雷戈尔？麦格雷戈将军的虚构国度骗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首骗”维克多？拉斯蒂格欺诈案☆ 1920年查尔斯？庞兹的惊天金字塔融资骗局☆ 1912年至1932年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欺诈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际海外服务”基金诈骗案☆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头号流氓”罗伯特？维斯科欺诈案☆ 1990年至2001年安然公司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骗局☆ 2005年至2008年芬兰胜利资本俱乐部金字塔融资计划☆ 1995年至2008年“世纪巨骗”伯纳德？麦道夫诈骗案

《公检法办案指南（2013年第5辑·总第161辑）》主要内容包括：法规、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工作指导性文件、办案实务研究四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