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女权运动将这一点公之于众之前，在遭性虐待的女性的话语缺席的情况下，在这一知识的真空中，在这一言论静寂无声的时候，色情文艺问题就框架已成，被学者讨论。那时，人们已经挖好了它的战壕，设计好了它的程序，排演好了它的呼声。在照相机面世之前，色情文艺需要直接用图片和言词来拉皮条；在女性说出性虐待的事实并被倾听之前，色情文艺的法律规制问题被视为色情文艺业者与消费者的表达的自由问题。政府在审查性思想表达上的权益与出版人的表达权利，读者阅读和思考的权利是对立的。凯瑟琳·A·麦金农，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伊丽莎白·A·朗讲座教授，美国最权威的法学思想家之一，著有《不修饰的女权主义：论法律与生活》和《通往女权主义的国家理论》等。她最早提出对性骚扰诉诸司法主张，并专门研究性侵害与性别平等的问题。她与女性主义作家安德里亚·德沃金一起，设计并撰写了有关法规，将淫秽出版物视作对人权的一种违犯。加拿大最高法院已经采纳了她的方法来处理平等问题。1990年代，她作为一些克罗地亚和穆斯林女性的代表，为她们在塞尔维亚遭受的性侵犯暴行寻求国际司法解决，并于2000年8月与另外一位律师一起为她？

本书的编写本着有所创新又要照顾到公安院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特点的原则。编者一方面注意教材内容的新颖性，注重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注重反映我国最新的立法动态；另外，也紧密联系我国的公安实际，论述了公安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权，既可以满足于学生学习宪法学理论和宪法学基本知识的需要，又可用于公安机关作为职业教育的教材使用。

安全：一个政府和百姓共同关心的话题关注！我们能否快速处理突发事件反思！有哪些方面我们还做得远远不够警惕！我们周围时刻充满着安全问题焦点！不久一个，经济、粮食、石油、生态、信息、公共卫生……都需要安全本书内容包括：公共卫生安全：刻不容缓的紧要问题、应急机制安全：责任政府的负责任方式、生活方式安全：一个并不陌生的话题、社会心理安全：突发危机事件的预警与应对、经济安全：追求增长无极限的护身法宝、科技安全：莫让诺贝尔奖成为中国人永远的心情、信息安全：看不见战线上的隐忧、生态环境安全：人们还能轻松谈论多久？、粮食安全：关注国计民生的问题与隐隐忧、石油安全：中国能源安全的重中之重、反恐安全：构建我们身边的祥和环境。

本书为民商法研究专辑，所收内容以民商法领域内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制度检讨为核心，兼顾一般法律理论研究。作者中既有像哈罗德？伯尔曼教授这样的国际法学巨擘，亦有当今汉语法学界的中坚和新锐。特别是本刊编组的一组书评，兼容思想性与可读性，想必读者多有共鸣。本书适合法学研究者和法科学生阅读，对于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政府法律官员等法律实务家，以及关心法学的其他学科人士，亦有参考价值。

中国老百姓常常把申请行政许可称为跑审批。一个跑字，深刻反映出老百姓的辛酸苦辣！2004年，被温家宝总理称为行政机关的自我革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终于出台，从而使跑审批一去不复返。<

肇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经济改革，一条是法制建设。进入1990年代，经济改革逐渐转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法制建设则开始被灌注以法治的内容。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思考和讨论。本辑“洪范评论”栏中的两篇评论直接与此有关。 从学理的脉络上说，关于市场与法治的讨论，是所谓法律与发展主题中的一个问题。发端于1960年代的法律与发展运动，起落消长，至今已经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1990年代，有所谓新的法律与发展运动，其主要的试验场正是在东亚诸国和地区。本辑“主题研讨”中的四篇文章，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和地区。前后两个阶段的法律与发展运动，都假定（尽管程度和理由不尽相同）法治对于经济发展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这种信念和假定，东亚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是一个既具吸引力又富挑战性的案例。伊利诺伊大学的Tom “主题研讨”的第三篇文章把焦点转到了乡村法律制度。作者试图通过对农村社会纠纷类型的演变、以及解决纠纷过程中规则、机构、中介和当事方诸要素的研究，透视社会与经济变迁中农村法律制度的发展。与本栏目中其他几篇文章相比较，这篇文章更多采用法律社会学的方法，它所讨论的问题，与其说是法律与经济的关系，不如说是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作者对改革以来乡村法律制度曲折发展的描述，为我们思考法律与发展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本辑“评论”栏的两篇文章谈论的问题全然不同，但却分别与前面的讨论相呼应。张春霖博士讨论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不久前各类媒体热炒的话题，但是作者显然无意赶潮流。作者讨论问题的方式表明，对于复杂问题采取简单化的办法是不恰当的；严肃的问题就应以严肃的方式来处理。所谓“国有资产流失”就是这样一个复杂而且严肃的问题，而作者对这问题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作者对于如何防止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提出的建议，即在继续改革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又把我们带回到对法律与发展问题的思考上。“认真对待私力救济”一文对流行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法律观提出了质疑，并通过对有关自力救济的历史回顾和文献梳理，为重新了解和严肃对待这一早已被边缘化甚至只能以负面形象示人的社会现象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从法律与发展的主题看，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什么是法律？法律与社会规范的关系怎样？最初的法律与发展运动受到的一个批评，便是眼里只有国家的法律，而没有社会的规范。新的法律与社会运动在这一点上已经有所改观。尽管如此，在中国的法律与社会背景之下提出这样的问题仍然令人警醒。

湖南大学法学院组编。本书分为行政法原理、宪法与人权、各科专论、司法改革与法律教育、法学家与法学、学术动态等六大部分，共收录了33篇文章。

该书内分“专题研讨：刑事司法新视野”、“论文”、“评论”、“个案研究”、“译介”等专栏，收文17篇。

本书在介绍女职工特点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如何开展女职工组织工作，包括怎样建立女职工工作委员会、工会女职工工作与妇联工作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提高女职工干部的素质等。

本辑“主题研讨”关注的便是这些问题。周汉华教授曾经参与《行政许可法》的制定工作，因此不但了解立法的过程，对该法的实施关注尤深。他的文章列出了《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面临的8个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实际上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一个旨在解决实际问题的立法文件，《行政许可法》本身就包含了若干不容忽视的缺陷。另一方面，对于这项赋有特定政策含义的法律，实现其立法意图的制度环境并不理想。因此，作者提出的应对之策也包含两个方面，即通过立法和法律解释解决《行政许可法》内在的不足，通过相关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来满足其外部要求。着眼于法律实施过程中的问题，邓峰博士指出了《行政许可法》的若干局限性。这些局限性部分源于该法自身的缺陷，部分是出于不同部门法之间的不协调，更重要的则是因为，《行政许可法》的内在目标与当前有效的治理机制之间没有很好的衔接。比如，在当下的责任追究机制条件下，《行政许可法》所设计的权力控制方式实际上很难实现；而诸如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划分的问题，原本不应由《行政许可法》这类法律来规定和解决。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这样一部试图以划一方式对各级政府的各类行政行为加以控制的法律，在管理上是否可行？在经济上是否有效率？无论作者的结论是什么，我们都可以通过对这一个案的观察与思考，深入到当下制度纠结的矛盾深处。这种思考显然较任何结论更有价值。李强教授在他的文章里，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探讨了现代国家建设与建立统一的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关系。他指出，困扰人们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寻租以及地方和部门立法上的混乱乃至彼此冲突等现象，都是与传统国家的某些特点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国家有地域上的分殊，但是结构和功能分殊不够，因此其自主性程度也不高。现代国家不但合法地垄断暴力和征税权，而且在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都区别于社会，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这样它才能够制定和实施统一的法律，超越狭隘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成为一个建立在公共财政基础上并以提供公共物品为职责的公共权威机构。郭丹青教授的看法让我们想到前面几位作者对《行政许可法》的一个批评，即以划一方式对各级政府的各类行政行为加以规范，这种做法可能危险而且不现实。这也让我们想到李强教授对现代国家法律统一性的强调。如果对这些表面上看不同的主张进行更仔细的区分，则我们对于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应当会有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 在最近几年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中，农村土地制度无疑是人们辩论的焦点之一。有人认为产权是问题的核心，并且主张土地私有化。另一些人相信农业的规模经营是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良策，因而主张回到集体化的道路上去。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之间，也有人认为，保持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可能是更合理的选择。韩宇的文章从国家、农户和村干部三者利益分配给定的条件下，讨论了土地的规模经营、土地调整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以及调地的决定因素等问题。他的结论是，当前的土地定期调整制度虽然没有提供土地产权的清晰边界，但却是国家、干部和农户三者的最佳选择。它保证了风险规避的农户有平等的土地使用机会，又保证了国家粮食征购量的实现，同时也不违背基层干部的利益。然而，“大稳定，小调整”政策的一个意外后果是使得村干部有机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害农民利益。因此，完善乡村治理，防止权力滥用，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制度建设肯定是其中的核心环节之一。从《行政许可法》和《公司法》到现代国家建构，从农村土地制度到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所有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基本的制度建设，而这些制度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本辑的两篇评论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一点。第一篇评论文章从“一国两制”的实践入手，试图把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举纳入到中国的宪政制度建设中加以考虑。作者认为，“一国两制”的实践在中国宪政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为中国的宪政制度建设带来了丰富的思想和制度资源，中国的宪法学家们应当认真对待之。另一篇文章出自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他从英国和西班牙的历史兴衰故事中引出的教训，简单地说只有一句话，那就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成功和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于其政治和法律的制度。熟悉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人大概不会觉得这样的结论有何新颖，但是，一个毕生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杰出经济学家在他生命将尽之时说出的这番话，其含义和分量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