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法原理：第一法哲学沉思录》向我们展示了构建法学理论的一种新方法，有趣又富有创造性。为我们对法律、法律概念和制度的理解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视野，为法学研究的发展展示了可能的方向。作者不仅思想深刻新颖，还很在意自己理论的实用性，并通过对刑法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对其实用性加以检验。

刑事法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刑事法制为研究内容的刑事法律科学也一直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近年来，武汉大学为了进一步发挥文科的优势，加大了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力度，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确定少数研究机构为学校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并给予大力扶持。以武大刑法学科为依托建立起来的刑事法研究中心，有幸被纳入其中作为重点建设的对象。按照学校的要求，中心应当成为具有明显的科研优势和学术特色的刑事法律重点研究基地，应达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水准。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创办了《武大刑事法论坛》，以作为中心开展学术交流的一个平台。 《武大刑事法论坛》设有“理论前沿”、“基础理论”、“国外刑法”、“犯罪学”等固定栏目，主要发表“中国刑法学”、“外国刑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监狱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论文。我们的宗旨是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关注刑事法领域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既重视刑事法学的哲学与人文根基，并对之进行思辨性的深层次研究，又注重把握刑事法学的务实性特点，对司法实务中提出的疑难和全新的问题进行开拓性探索。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独立思索，自由对话，对不同理论观点、学术风格兼容并蓄。 《武大刑事法论坛》作为一种新的出版物或新生事物，我们不能指望它一出世便尽善尽美，但我们有决心通过自己的加倍努力，将其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当然，除了主办者的决心和毅力，更需要一切关心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与司法实务的同仁们的爱护与扶持。让我们用辛勤的汗水和满腔的热诚来共同培育这株新苗，使之早日成为一颗绿叶成荫、硕果累累的大树，以其独特的风姿展现在法学园林之中。

在传统的法人分类方式问题上，按照法人的目的是营利性的还是公益性的，把法人分为营利性法人与公益性法人两个大类，这种分类方式在两大法系中都存在。但是，有一类法人的组织形态，其法人的设立目的却是既非营利性的，也非公益性的，这类法人以商会、行业协会为代表，对传统的法人分类方式提出了挑战。作为对这一挑战的回应，美国在立法上承认了一种特殊的互益性法人的存在，而日本则于2001年专门制定了《中间法人法》（这部法律于2003年开始实施，但在2006年6月日本法务省又公布了一部新的《一般社团法人及一般财团法人法》，用于调整与中间法人形态相关的问题），以规范与这类法人相关的法律问题。笔者认为，既然营利性法人和公益性法人都是以法人的目的为标准进行的法人分类，则这类特殊的法人以互益性法人命名更加妥帖。互益性的法人所包含的主体形态，主要是商会、行业协会、学会、各种形式的俱乐部、联盟、合作社以及证券交易所等采取会员制形式设立的，以互助、互益为核心目的的非营利性的法人组织。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法人（COYporation）制度最早并非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法人这个词最先出现于中世纪，当时指的是行会、教会和自由城市等，只是到了17世纪，营利性组织如特许贸易公司才被授予法人地位，COrporation这个词也才被借用来称呼公司。而行会、教会和自由城市这些最早被称为法人的团体，则正是通过手工业者、教徒、城市市民等个人间的有组织的联合，抵抗无处不在的专制强权，从而实现群体利益的最大化。由此看来，互益性法人的产生较营利性的公司法人和其他形式的公益性法人要早。其实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团体的形成源于人们结社的愿望。而人们之所以结社，是因为通过结社可以互相保护，实现互助与互益。在本书中，笔者对互益性法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互益性法人与营利性法人和公益性法人所体现出的不同特点。互益性法人的产生具有自发性、民间性和自律性的特点，其设立和运行均体现出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因而互益性的法人在本质上应当属于私法人。这一结论并不因某一些互益性法人被授权行使行政性权力或比较多地提供了公共产品与服务而改变。本书对为什么在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把商会这一互益性法人组织作为公法人来看待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互益性法人公法化的倾向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互益性的法人组织在建构方式上一般采取的是会员制，法人的成员被称为会员。会员所享有的权利应当属于传统民法上的社员权。互益性法人的社员权利可以分为共益权和自益权，共益权主要包括表决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及法人事务的参与权，自益权则分为免费享受法人的服务、人会权与退会权及法人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互益性法人的会员权与营利性法人的股东权以及公益性法人的设立者的权利不同，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自益权上。与营利性法人中的股东权相比，互益性法人会员权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中并不包括利润分配的请求权，而这一权利可以说正是股东权得以产生的基础性权利；而公益性法人的设立者则不享有免费接受法人所提供的服务以及法人的剩余价值索取权。在会员的义务方面，互益性法人的会员必须承担遵守法人章程以及法人制定的职业道德规范等义务、按时足额缴纳会费的义务及禁止分配利润的义务，这些义务均体现了互益性法人的特质。为实现会员之间的互益性目的，互益性法人的会员往往以法人章程的形式，赋予法人以广泛的权力。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内部规则的制定权、行业标准的制定权与认证权、处罚权、信息的发布权以及会员纠纷的调解权等。这些权力的享有使得互益性法人很像一个公法上的组织，但在对这些权力进行深入的分析之后，笔者认为互益性法人所享有的这些权力并不能理解为公权力，而仍然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德国法学家拉伦茨认为这正是社团自治的体现，即社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通过其章程和多数表决制，自己规定其内部关系，也是私法自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本书进一步的讨论中，笔者阐述了如果互益性法人缺少这样的一些权力，则互益性的目的将无从实现的观点。本书同时认为，互益性法人属于私法上的主体的本质特征，并不能就认为与互益性法人相关的所有问题都是私法问题。恰恰相反，互益性法人的会员制结构和一部分互益性法人（如商会、行业协会）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它经常性地被授权行使一些行政性的权力，如对会员的资格认定、纪律处分、处罚等，这些行政性的权力有的是由法律直接进行了规定，有的则是通过行政机关委托的方式。当互益性法人因法律或行政机关的授权行使某一行政性的权力时，就要受到公法规范的调整。因此，在实践中能否正确地区分互益性法人所行使的权力是行政性的权力还是自律性的权力是至关重要的，笔者就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以商会、行业协会为代表，互益性法人与反垄断法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互益性法人在以会员制来实现会员整体利益的过程中，经常会忽略消费者的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如果说营利性的法人是谋求个人或单个企业的垄断利益，互益性法人则谋求的是某一类市场主体群体的垄断利益。实践中，互益性法人的垄断行为主要有统一定价、集体抵制、制定不公平的行业标准或认证行为、市场分割等。但是，反垄断法对于互益性法人的适用与营利性法人相比，存在较多的除外适用的情况，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为保护社会公共安全与健康而实施的限制竞争的行为，二是基于特殊的经济政策和背景下的适用除外，三是不视为商业性的活动。因此，互益性法人的行为是否最终构成垄断并被视为反竞争的行为，有着自身特殊的认定规则，不能直接适用公司等营利性法人的适用标准。作为非营利性的法人，互益性的法人在各国一般都享受着免除税收的待遇。本书对包括互益性法人在内的非营利法人免税的理论依据进行了阐述，重点介绍了美国学术界所提出的社会与公共政策理论、补助理论、收入测量理论以及混合理论。在此基础上，文章区分了互益性法人没有从事营利性活动和介入营利性活动两种情况。对于互益性法人的税法地位进行了分析。在这一部分的内容中，笔者以美国国内税收法案第501条的规定为中心，并归纳整理出美国多年来在互益性法人税收问题上的判例法规则，指出美国判例法上所形成的与国内税收法案不同的适用规则。本书对完善我国互益性法人税收的相关立法与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探讨互益性法人的治理结构以及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受互益性目的的影响，互益性法人存在会员权与法人的控制权及受益权一体化的倾向，这使互益性法人在治理结构方面，与公司等营利性的法人组织及基金会等非营利法人都存在较大的区别。本书对互益性法人会员集体决策、理事会的建构以及理事的责任与义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对健全和完善我国互益性法人的治理结构问题进行了论述。在这一部分内容中，本书对我国目前互益性法人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做了专门的探讨，提出我国应在保持互益性法人组织自治性的同时，加强对互益性法人违法行为的监管力度，以保证互益性法人的健康有序发展。作为一类独具特点的法人组织形态，互益性法人制度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还有很多，诸如此类法人组织本身的法律责任、法人在合并、解散等方面的特殊规则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法律问题。但鉴于文章篇幅及论述的需要，本书并未一一涉及，只是选取了一些在笔者看来更加重要的法律问题。应当说明的是，由于在互益性法人中，存在争议的法律问题大多集中在商会、行业协会等几个特殊的法人类型上，因此本书的论述主要是以商会和行业协会为中心，对于互益性法人中的其他法人类型相对而言涉及的内容就比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互益性法人的法律问题就不重要，事实上像合作社、采取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等互益性法人，都是值得专门分析和探讨的。另外，由于本书是以法人制度的分类为出发点，因此对于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未取得法人地位的互益性组织，笔者也未能兼顾。上述问题只能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进行专门的讨论。本书所涉及的一些法律问题一直以来在国内外的法学界都是备受争论的，而要通过一篇论文予以解决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笔者希望互益性法人的存在及其特点能够得到法学界，尤其是民法学界的认同和关注，从而达到本文所要实现的抛砖引玉的效果。

《党员干部法律知识学习读本》根据党员干部群体的特点精选出最为相关的法律法规，以问答的形式对法律知识进行简要生动的介绍。《党员干部法律知识学习读本》分为宪法基础知识、党员干部选拔与任用基础知识、党员干部纪律基础知识、民商法与民事诉讼法律基础知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律基础知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律基础知识、国家赔偿法律基础知识等七个部分，并收录了相关法律文件，适合作为党员干部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参考。

本书就行政主体最基本的问题展开研究，指出了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主体概念界定的不足之处，并对行政主体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进而又对行政主体的表现形式、权利能力、法律地位、发展趋势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架构了行政主体问题研究的框架。本书是“宪政论丛”之《行政主体问题研究》，该书就行政主体最基本的问题展开研究，指出了我国行政法学界对行政主体概念界定的不足之处，并对行政主体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全书共分7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行政主体的概念及其考察、行政主体的权利能力及其确认研究、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研究、行政主体在政府采购中的实证分析等。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刑事司法要发挥安固人民权利的功能，显著地依赖于它的确定性。然而，司法认知具有的或然性特征与司法裁决本身所要求的稳定性、连贯性在实践中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那么，如何能够消解或抑制这一对立性呢？本书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正是现实、生动、鲜活的司法活动本身蕴含着调和这一矛盾的契机。从法的实践出发，以新的视角去解读“刑事判例机制”的微观机理；以历史长河中的“碎片积淀”去触摸司法在不同宏观样态下的同一基石（法的安定性）；以司法科学的规律性来“捕捉”今日司法建设亟需之制度理性。这就是本书的内在理路和意旨。

法律，无疑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有关“法律是什么”的争论始终是法律理论永恒不变的主题。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不但会影响到理解法律的方式，而且也会牵涉到如何看待法律实践的过程与性质。与此相关，法律实践问题争议的背后，实际上也隐含着法律概念问题的矛盾立场。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而言，都必须慎重地对待“法律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然而，由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开放性以及具体问题形态的多变性，使得相关讨论不可能漫无边际的展开，它必须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明晰所要讨论的主题与范围，并排除与主题无关的领域。在我看来，对于理论史的研究恐怕是最好的问题限定方式。这是因为：其一，由于理论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理论的问题史，所以法律理论的历史同样展现为那些衍生自“法律是什么”的系列问题相互争斗的历程。在这个去芜存精的过程中，很多追问被淘汰的同时，另外的追问却可能始终维持一贯的中心地位。这些问题就构成了法律理论史的主题，这也意味着，执着于那些已经被淘汰的问题将是无意义的。其二，不可否认，问题的提出方式其实已经隐含了回答这些问题的基本路向。如果研究者能够清楚地明白是什么样的问题在困惑着你，那么你也就知道应该到这里、而不是那里寻找解除这些困惑的线索。

《中国法律评论》想做的，就是一件推进法学中西交流的事情。《中国法律评论》有三个版本形式：内地简体字版、台湾繁体字版、英文版，简体字版先期出版，我们力图收集当代华语学者的上佳表现，并以中英文版的三种面目展现给世人。一位学者的一篇文章，将以三个版本，就教于海内外学人，犹如三种声道的同声传译，将“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人时无？”的问题传播到两岸四地与七洲。或许今日中国法学学术与实践尚不够成熟，但《中国法律评论》仍然要将这尚不成熟的、但终将成长的华人表现，推到世界面前。与此同时，我们也将收入国际学者的上乘表现，这不仅是一种对比，也是一种沟通、鞭策，还是一种“世界工厂”的全球化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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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享誉英文法学界的法理学领军教材，旨在通过对不同法学流派的背景及其内在互动的梳理，为读者提供一幅和谐有序的法学学科图景。本书以精辟的语言介绍了古希腊至后现代的诸多优秀法学家的法学思想，并通过精选重要法学家著述中的篇章，使读者能够熟悉相关的理论、态度和观点，进而对不同法学流派形成很好的理解。本书自1959年刊行第一版以来，至此已第七版，本版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有所创新与完善，每一章都含有新的导论性质的新锐论说，包含了两章全新内容，即“正义的理论”和“种族批判理论”，并首次论及法律程序、法律多元主义、私法—公法的二元论、校正正义、文化多元主义和女权等问题，以反映世界法学的最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