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正当性根据研究》主要以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为视角，首先分析刑罚正当性概念的含义，其次在明确刑罚正当性判准的基础上，对刑罚正当性根据的诸理论即报应论、一般预防论、特殊预防论及并合论逐一展开反思与批判，*后通过对超*并合论的形式化方案和抽象化方案的批判以及失败原因的分析，提出超*并合论的情境化方案。

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由此带来一系列法治问题。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推进互联网法治建设，本书将世界各国关于互联网法治的法律制度、经典案例及重要事件进行详细剖析介绍，不仅对我国互联网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更为重要的是对司法实务部门处理互联网引发的案件提供了思路，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一名上海法官的读后感

《我国地震保险法律制度研究》以分析梳理地震保险法国内现状与缺陷对策为主，分为法规设置、险种设置、风险防控、经验借鉴四大板块，是概括性介绍我国地震保险问题与发展的前沿论著。

世界城市发展史证明，世界各国在城市化的道路上，都会不同程度地陷入城市化进程与犯罪率同步增长的“怪圈”。《城镇化视域下的犯罪问题研究》关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犯罪率上升现象，在将“城镇化”和“犯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加以界定并对相关犯罪学理论加以梳理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1983年以来我国犯罪的总体变化趋势，对城镇化环境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六大类主要犯罪特点进行全面剖析，对城镇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因素三大类变量与犯罪的关系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并探讨了社区犯罪防控之路径。

侦查学是研究侦查活动及其规律的知识体系，社会治理是政府、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依法对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终实现公共利益更大化的过程。作者长期聚焦于侦查学、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跟踪侦查前沿理论与全新实务，希冀政府与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协同治理，达成国家治理的理想模式。本书内容涵盖侦查理论、侦查实务、社会治理，既触及侦查学本体论、侦查工作新论、社会治理模式、警务制度、犯罪预防，也包括对学科建设、学生培养的一些认知和思考。希望通过这些理论的积累与阐释，回应公众对侦查学与社会治理领域相关问题的关注与期待。

本书是我国系统化研究狱内侦查规范化问题的著作。本书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为背景，以《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的相关规定为研究基点，以侦查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总结为主干，在相关司法解释、法律法规的指引下，对狱内侦查的主体、内容、程序、方法逐个进行规范化研究。本书认真分析狱内侦查工作中的基础业务、侦查取证、个案侦查等方面的问题，并进行了规范化研究，从而建构一套适应当前监狱发展形势，符合国家法治化进程，贴近狱侦工作实践的一套科学有效的狱内侦查操作规范，使我国的狱内侦查工作走向科学、规范和法治的轨道。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信息技术持续不断地向社会的各行各业、从各个角度进行着剧烈的渗透。这一渗透对犯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渗透下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此，犯罪不再只是单纯触及现实空间，犯罪可能或必然触及、涉足虚拟空间。这一触及、涉足与交错导致犯罪现象变得异常错综复杂。 为了应对信息技术深度渗透下的犯罪，除了须对现实与虚拟社会交错的犯罪进行研究外，还须对犯罪演变做出恰当回应。本书是作者近二十年里研究的关于侦查回应犯罪演变成果的汇集。这些成果有益于同仁梳理出犯罪与侦查演变的脉络并为探寻应对犯罪演变对策提供参考。

《私法》第16辑第1卷，总第31卷设置4个栏目：专题研究、论文、评论、书评。第一，本卷重点关注了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本卷收录了两篇有关民法典编纂的系列论文，如物权法问题研究、未成年人自决权相关问题研究。第二，本卷重点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发展动态，收录了两篇知识产权领域的佳作，分别探讨了避风港制度中“反通知”机制的完善以及“发行权用尽原则”在网络领域的适用等知识产权前言问题。第三，本卷着重关注当下社会急剧变革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并刊发了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风险规制中的科学咨询程序问题、信用评级机构声誉机制问题、第三方支付业务的监管问题等。第四，比较法研究方面，本卷收录了国外学者的新研究成果，比如罗马法与主权政治问题研究、黑格尔国家哲学的伦理阐释、中国税收债务关系理论的回顾与前瞻等。

本书以清宫珍藏的第一手档案为原始素材，还原清末震惊中外的三大名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王树文临刑呼冤案、张文祥刺马案鲜为人知的秘辛，特别呈现了监察机构在推动大案平反过程中的作用，解读地方司法权力上升后与中央三法司权力格局的变化，彰显法律在大案中的运用。本书有助于读者完整了解清代审转复核程序，即案件从州县到知府、按察使司进而到巡抚、刑部（三法司）的审理过程，以及各级机构对法律事实的认定、适用法律等实体问题，特别是监察对案件平反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杨乃武与小白菜”和“临刑呼冤”两个大案在中央电视台《法律讲堂》栏目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人类的一切行为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会付出代价。格式合同亦是如此。格式合同提高了交易效率，对所有的相对人实现了形式上的公平对待。但格式合同的出现，导致了契约自由徒具躯壳，与契约自由合体的契约正义也走向了实质的不正义。“平等的主体”不复存在，“完全自由市场”走向垄断，格式合同中的弱势一方很难拥有充分的信息、拥有足够选择的缔约相对人，当然更难拥有公平分配的合同权利。内田贵于是嗟叹“作为社会现象的契约之死，无非是‘契约自由’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