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成为了人类生存的第五空间。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促进跨境经贸活动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法治化治理是网络空间管理模式的高级形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应从国际法、国内法层面加速推动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基于此，本书将从网络空间最新实践出发，以国际法和国内法为立足点，解构未来的网络空间治理机制。本书认为，在国际法层面，国际社会应重视数据主权的基础性地位，并从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互联网企业海外投资、信息流动的人权保护等层面出发，探索构建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机制；在国内法层面，我国应在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规范数据的收集、开发和传输机制，进而打造数字信息交易和利用机制。

刑期折抵是将犯罪追诉中的先行羁押时间折抵法定的某些刑期的刑法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至少出台了82个关于刑期折抵的司法解释文件。“区区”一个刑期折抵问题，竟出台如此众多的司法文件，不仅在域外没有，而且在域内其他任何问题上也不曾出现。如此实践和解释现状，一方面宣告了我国刑期折抵立法存在诸多漏洞，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刑期折抵立法和司法存在诸多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充分关注的问题。 本书在梳理我国刑法关于刑期折抵的司法解释现象和立法情况的基础上，对其制度所应有的刑法定位、所承载的刑法精神、所具有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制度渊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究；对作为刑期折抵适用事实前提的先行羁押（如逮捕、四种拘留、包括监察留置在内的隔离审查、指定监视居住和死缓、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进行了厘定性探讨；对刑期折抵制度及其相关的羁押等立法和司法，进行了刑事一体化下的制度完善展望。如此“小题大做”式的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理论上的刑期折抵制度研究空白，凸显了刑期折抵制度在刑罚裁量中的意义与问题，而且可以让我们深深地感悟到，有机体系中的刑法制度无论多么“小”，也会因其前置制度（如羁押制度）或立法（ 如一律采用必抵主义）设置与适用不当，而使得整个刑事追诉的价值目标追求被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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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本体论”为开端，从宇宙的构成逐渐揭示人的多种存在状态，证明人的信息属性，并将信息区别于“物质”“能量”“意识”“智慧”“知识”，探索信息与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剖析信息确权的模式选择。信息确权研究的范畴非常庞大，既需要创设新型的信息权利、信息公共权力理论，也需要沿袭维持经典的权利、权力理论。本书的权利、权力范式研究不是“空中楼阁”，都是建立在多年来传统的法理学基础之上。本书目的不在于解构、颠覆传统的权利、权力理论的范式，而在于反思、补充和完善。信息确权研究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方法论的转向、更新，我们既要站在传统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立场上对权利与权力进行论证，又需要超越传统的哲学范式以信息科学视角构建完整的信息确权与法治运行体系。

本书选取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俄罗斯、韩国和日本8个国家作为考察对象，这8个国家涵盖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有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核能大国和弃核国家，以及放射性废物处置方面经验相对丰富的国家和正在探索方向的国家，具有相对广泛的代表性。作者认为，对这些国家放射性废物管理法律相关问题进行梳理、比较和总结，可以大致提炼出一些放射性废物管理所遵循的共通性思路，为研究我国放射性废物管理立法问题提供一个相对开阔的比较法视野。

本书从国际法、国际政治学、国际贸易学等跨学科融合的视角，立足中国国情，在全球治理视域下针对国际海关法领域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前沿性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对于系统构建国际海关法治理论体系、推动全球海关治理完善和促进中国贸易强国建设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19世纪英格兰民事诉讼启动程序拥有人类法律史上颇为繁杂的诉讼启动方式和极其严厉的强制出庭制度，这些维系了700年之久的制度在19世纪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变。本书是一部用历史方法描写英格兰民事诉讼启动程序、借诉讼启动程序描述民事诉讼程序史的著作，有两项主题：一是梳理司法改革前的诉讼启动程序，厘清其脉络和机制；二是对诉讼启动程序的现代化变革予以分析并论证变革的制度支持。

本书以孤儿作品使用制度的设计为研究对象，将该制度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纳入研究视野，根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组织展开，以孤儿作品的使用为主线，对孤儿作品使用的正当性、孤儿作品使用制度的立法理念、制度设计等理论问题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时，本书通过比较分析外国立法的现有成果以及新发展，深入探讨其理论贡献与缺失；在综合考察孤儿作品使用制度适用的社会基础上，提出我国因应大规模数字化需求和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使用孤儿作品的具体方案。

从权利的来源来看，权利源于主体参与对利益的评价、经主体评价后得以明确肯认或至少不被否认的利益，在法律上表现为权利。权利的本质是正当利益；正义是权利的内核，亦是利益走向权利的桥梁。 从权利的实现来看，人的主体性是权利的存在前提，权利制度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和实现主体利益，而主体利益的真正实现不能完全依靠法律自身，最终还是要依靠人本身的主观自觉。 从权利与主体的关系来看，人只有先成为法律上的人，即权利主体，才有可能成为道德上的人。道德主体首先应是法律主体。即便是正义的法律也需要正义（具有内在价值）的人来实现，法律主体最终也应是道德主体。

本书框架立足于我国“走出去”企业跨国营运税务实践，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国经济合作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分别就国际重复征税的风险防控、境外投资决策中的国际税收风险防控、跨国营运控股架构税收风险防控、跨国研发投资和融资决策的税收风险防控等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内容着重以我国的涉外税收制度为依据，比较联系有关国家的税收制度，关注后BEPS时代所面对的新挑战，介绍“走出去”企业国际税收筹划的主要方式、规范、风险及控制措施，以真实的案例加以分析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