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刑法情绪化适用作概念界定、现象考察、原因分析、价值评析和理性回归方案，旨在推进我国科学而理性地刑法立法、司法和执法。刑法情绪化适用是指部分刑法适用者盲从、迁就于社会舆论，而使部分刑法适用活动呈现明显的情绪性、有失理性、过度犯罪化与重刑化特征。国外有诸多典型的刑法情绪化适用示例，国内在制刑、求刑、量刑、行刑活动中亦存在相应的苗头。刑法情绪化适用现象具有复杂的生成原因，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刑法情绪化适用蕴含一定积极价值，但消极价值更突出，整体值得批判。应当通过合理观念的引导和有效制度的干预，防止刑法情绪化适用而实现理性适用。

本书设“代卷首语”“行政行为专题”“专论”3个栏目，收录论文12篇，其中7篇专门讨论行政行为的基本属性，亦是本卷的主题。

自动驾驶汽车是人工智能最为重要最为典型的应用场景，也是传统汽车向智能汽车发展的未来趋势。自动驾驶汽车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私法挑战，涉及法律地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产品责任、责任保险、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权属与利用等。与此同时，当前全球自动驾驶汽车都处于道路测试向示范应用、商业应用的关键阶段，如何助推自动驾驶汽车大规模商业化落地，迫在眉睫。为此，本书充分考察域内外治理经验，立足本土国情，针对上述挑战与需求予以系统回应。本书希望通过对自动驾驶汽车法律问题的分析，引起人们对自动驾驶汽车更多的关注和讨论，确保自动驾驶汽车以一种最为温和的方式驶入我们的生活，最大限度减少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影响和骚动。

本书在系统梳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基础上，明确了监狱科研成果转化的内涵与意义，揭示了监狱科研成果转化的形态、特点、条件和途径，分析了监狱科研成果转化的主体与影响因素，探究了监狱科研成果转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并进一步提出了监狱科研成果转化的针对性对策措施。 希望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唤起各界对监狱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视与支持，并为监狱界的同仁提供参考，进一步做好监狱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将监狱科研成果转化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监察与司法的衔接问题是当前监察理论研究和刑事司法实践面临的共同难题。本书从“条文”和“实践”两个角度出发，对有关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在两法衔接中的条文规定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展开细致分析；对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在程序衔接机制中的地方经验和问题展开实证调研和理论分析，系统性地梳理并探讨了监察与司法衔接中涉及的主要争议问题。 本书以问题为导向和突破口，通过现象描述和问题破解，诠释条文背后的法理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为一线办案设计更为具体的操作规范，为《监察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实施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指南，也为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诉讼理论，助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智力支持。

国际商事仲裁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涉外法治建设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意思自治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强化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保障是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的主流声音，但过于强调保障国际商事仲裁意思自治是缺乏辩证性的片面表现。适当限制不仅是国际商事仲裁存在的正常状态，也是促进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必要策略。认识仲裁意思自治保障与限制之间的辩证性，既是正确处理国际商事仲裁基本关系的关键钥匙，也是把握中国《仲裁法》修改方向与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重要起点。对于国际商事仲裁意思自治辩证发展问题的关注，表征了对于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发展的法治考量、学术审思以及实践策略。国际商事仲裁意思自治要融洽整合于中国法治现在的发展阶段与现有的制度空间。

《犯罪参与：模式、形态与挑战—— 中德刑法学者的对话（五）》是中德刑法学者联合会（CDSV）于2019年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举办的第五届中德刑法学术研讨会上中德双方同行的主旨报告、单元报告与单元评议的合集。 本届会议的主题是“犯罪参与：模式、形态与挑战“，来自中德等国的刑法学者分别就“犯罪参与模式”“间接正犯”“中立帮助行 为”“帮助自杀/安乐死”“参与理论面临的新挑战——数字化与互联网”等展开了讨论。 文集的出版，有利于拓展中国刑法学者与读者的理论视野，加强中外刑法学术交流，扩大中国刑法学术影响力。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及算法的不断发展，有关个人隐私的讨论不断增多，其原因无外乎技术的发展对隐私提出了挑战。有人说，“隐私时代已经结束”，但本书作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隐私并未终结，而是可以被努力保护的。本书解释了什么是隐私，拆解、反驳了有关隐私的四类常见误解，并解释了为什么隐私如此重要：良好的隐私规则可以促进身份、自由、保护等宝贵而脆弱的基本人类价值。我们需要制定良好的隐私规则，以使隐私在数字化的未来继续保持其重要性。

本书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行政性垄断及其规制的现状。第二部分探究了行政性垄断与国家竞争政策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了预防型的路径，包括竞争倡导、竞争中性和竞争评估。第四部分主要讨论规制行政性垄断的矫正型路径，包括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

立法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探索立法的社会起点、社会目的以及在中国社会大转型下立法如何对待传统资源等论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法律是有生命的，它表现为一个生成的过程，立法只是此环节或过程的一个阶段，通过立法制定的成文法及其体系只是此过程的阶段性成果的凝结。立法更深层的基础在于社会及其历史发展，而不完全取决于人们主观的理性设计。而且对于讨论明显具有转型色彩的中国立法问题来说，社会理论视角尤为必要。立法需要认真对待本土资源，这并不是说要照搬传统，而是要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立法与本土资源的衔接，尤其是与现实的契合。在转化或创新法律传统的具体方式上，传统本身就可具有方法论意涵。同时，社会理论视角下的立法的法哲学不仅要求立法权运行各个环节的社会化，这是内容或制度层面的要求；还要求立法的规范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元价值平衡的法律秩序，这是规范或价值层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