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是农村最*的财富。即便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农业产出依然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广大农民及基层经济组织各主体仍然依附于土地而生存发展。土地财富分配的合理与否，决定农村人口与其他生产要素能否得到合理流动，影响着农村能否获得充足资源进行发展。土地权利的归属及其土地流转方式的差异，其本质是土地财富和土地收益的分配格局不同，深刻影响农民、农村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之间的利益平衡和利益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影响乡村治理的核心因素。从更加优化我国乡村治理的视角，设计更加合理科学的土地流转制度，无疑具有推动整个农村农业发展的积极意义。本书正是站在这个角度，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与乡村治理的历史变迁，农村土地流转作用于乡村治理的基本机理，现行土地流转方式作用于乡村治理的负面外部性，现行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制约，农村土地流转试点模式绩效的实证分析，新型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设计，土地流转的社会风险和防范，推进农村土地流转需要辅之于乡村治理优化的配套制度构建。

本书研究视野宽广，通过制度史与比较法研究，充分探讨了民法上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不同模式及发展流变过程；知识准确，有独到见解。在民法上的理论及实务中，本书对于如何理解民法上的意思表示错误、适用范围、认定方面均存在程度不一的认识误区等进行了精细的分析，提出了观点，并着眼于实务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制度设计建议。

本书就法学的性质及其与法学家角色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统一的论点。它探讨了法学在当代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使研究者需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待法学，并展示了社会学资源如何能够且应该用于思考法学问题。 本书通过重新定义社会学与法学的概念，并为此勾勒新的研究计划，以此阐述其独特的法学观点，即认识到法律的文化含义的多样性、其跨国影响力的扩展、其反映大众对正义与安全的渴望的责任，以及其作为针对社会整体与在法律保护下互动的个人的一般性监管资源所发挥的整合作用。 在借鉴并扩展作者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对于从事法理学、法律与社会、社会法律研究、法律社会学、法哲学和比较法研究的学生、研究人员和学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读物。

《法概念的跨语际旅行：从意义单位到翻译单位（棠树文丛）》围绕“法律概念-法律翻译-新技术方法”三个核心主题展开，试图在数字时代找到法律概念由原文中的“意义单位”外化为“翻译单位”后，进入不同法系并再次内化为“意义单位”的过程。《法概念的跨语际旅行：从意义单位到翻译单位（棠树文丛）》提出了“共选理论视角下的汉英法律翻译研究及扩展意义单位”这一语料库驱动的短语学工作模型，并对法律词汇化句干聚类分析及汉英翻译进行对应研究，形成了基于句对齐算法的研究成果；梳理了在美国司法领域应用语料库语言学分析的经典案例，探寻了利用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在法律解释领域打破基于词典、法官常识判断之弊端路径；探讨了法律与语言、翻译结合的未来方案，并以法律知识图谱构建为例释，为法律解释学发展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立法的经济学（立法学经典译丛）》主要通过经济学理论和模型来研究立法问题。全书共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探讨了成文法、判例法、习惯法和国际法领域的诸多立法问题，例如立法的时机、立法的成本、习惯法的形成、国际条约的创设与批准等。该书以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成本-收益理论、效率原则等为基础，分析了在立法过程中所体现的经济学规律及其影响，为读者理解和思考立法法理学提供了经济学这一新的独特视角，也为实践中如何更好地立法提供了理论指导。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由此中国司法体制改革进入快车道，“以审判为中心”“认罪认罚从宽”“捕诉一体”等改革相继推出。这些改革使得一些传统的诉讼原理和诉讼制度不再具有适用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如何构建符合我国法治特色的新理论、新制度，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书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立足我国当前的法治实践，就司法体制改革中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展开理论与适用研究，以期对我国法治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本书围绕我国职业教育公私合作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通过比较分析、数据统计、个案分析等方法阐释薄弱职业教育学校公私合作的背景、基本理论，分析薄弱职业教育学校公私合作过程中的供需矛盾、价值选择困境、资本困境，探寻职业教育公私合作法治的根源，提出可行性法治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民法典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产物，实现了价值融贯、体系完整、规则齐备，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具体而言：一是体系的构建。大陆法系国家经典的民法典体例采用五编制或者三编制，我国《民法典》则采纳了七编制，确立了独立成编的人格权和侵权责任，这是我国民法典的重大亮点和创新，也为世界民事立法贡献了中国智慧。尤其是以民事权利为中心构建了整个民法典体系，充分彰显了我国民法典作为权利法的特点。我国《民法典》总则编采用了“提取公因式”的方式，将民事权利的主体、客体，民事权利的体系、行使、变动、保护等一般规则提炼和抽象出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则。民事权利成为一条红线，贯穿于总则的始终，从而增加了民法典的科学性和内在逻辑性，更全面地展现了民法典的权利法特质。《民法典》作为一部以“民”命名的法典，它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保障私权为立法目的和基本理念，它不仅全面保护财产权、人身权、人格权，而且为全面保护私权提供了各种保障和救济机制。正因如此，《民法典》也被称为“民事权利的宣言书”。二是制度的创新。《民法典》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制度创新，形成了大量的被称为“中国元素”的法律制度，有力回应了实践的需求。总则编中，无论是民事主体制度中关于“非法人组织”制度的规定，还是以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代替传统民法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无论是特别法人制度的构建，还是对宗教活动场所等法人的规定，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物权编解决了市场经济如何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的难题，既有效维护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又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合同编发挥了债法总则的功能，并创设了大量的民商合一的规则体系。人格权编全面列举了10项人格权益，并始终保持了人格权益保护范围的开放性，回应了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所提出的对隐私、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婚姻家庭编吸收了中国几千年法律文化的精髓，有利于维护家庭的和睦和谐，促进良好家风建设。继承编总结了我国继承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构建了完善的继承法律制度体系。侵权责任编以损害赔偿为中心，以归责原则为主线，构建并完善了侵权责任法律制度体系。三是价值理念的创新。孟德斯鸠说过，“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民法典坚持以民为本、以民为上，努力促进人权保障、民生改善、民业兴旺、民心和顺、民风文明，更加注重人文关怀。民法典通过人格权独立成编，全面维护人民群众进入新时代后的不断提升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全面强化了对人格尊严的维护。使人民群众不仅吃得饱、穿得暖，而且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民法典通过物权合同等制度的设立，保障了人民群众基本财产权利，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法典时代也是以法律手段保障人民美好幸福生活实现的时代。我国《民法典》虽然也确认了私法自治价值，但更注重强调人文关怀价值，在私法自治和人格尊严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格尊严价值优先，以这种理念形成了我国民法典总则的价值融贯。四是充分体现时代特征。《民法典》积极回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虚拟财产和数据的保护等新型问题，《民法典》对个人信息、数据保护等问题作出了规定，并对网络交易作出了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民法典》还积极回应社会热点问题，如对英烈人格利益保护、见义勇为问题作出了规定。“法无解释不得适用”，在我国《民法典》已经颁布、民事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的情形下，大规模创设民事法律规则的时代已经结束，法治建设的任务应当是使“纸面上的法律”变为“行动中的法律”，大限度地发挥法律适用的效果，因而我们需要从重视立法论向重视解释论转化。可以说，一个解释的时代已经到来。换言之，在现阶段，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解释弥补现有法律体系的不足，消除现有法律之间的矛盾，使法律得到有效适用，大限度地发挥立法的效力，这正是法律解释在今天所应发挥的功能。只有准确解释好、理解好《民法典》，才能够充分保障《民法典》的有效贯彻实施。《民法学精论（套装上中下册共3本 ）》主要以《民法典》的内容体系为依据，重点就《民法典》的重大疑难问题展开了必要解释。

目前我们已经步入知识产权大国，然而精良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差强人意的实施效果之间的裂痕仍然很大，这个裂痕不是通过加大执法和司法力度就能够弥补，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还未形成共识性的牢固理论基础，也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知识产权文化。这有鉴于追溯世界知识产权理论基础发展及转向的轨迹，针对当代全球知识产权现状及趋势，对知识产权本质再分析和再定位，寻找知识产权合理的正当性理由，并打破西方倡导的以信息垄断谋取利益的经济功利主义知识产权文化，建立一种旨向推动创作自由、促进知识传播、发展民族特质、实现国家强盛的“中国品格”的知识产权文化，并将这种文化作为推动多元的知识产权国际新秩序形成的基础。基于这一思路，本书分五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中国知识产权文化重构的历史动因。 第二部分：中国知识产权文化重构的现实背景。 第三部分：中国知识产权重构的法理基础。 第四部分：中国知识产权文化重构的模式探索。 第五部分：中国知识产权文化重构的实践路径。

本书在深入考察域内外刑法介入毒品问题治理的困境、经验等基础上，提出刑法介入毒品问题治理的中国模式，应是基于国家本位的政治文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罪刑法定的法治原则和刑法谦抑的法治理念，将刑法的毒品问题治理置于“打：防：治”的立体化治理体系中，在立法上实现对毒品供给与需求打击的相对平衡，在司法上实现刑法与相关法适用的有机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