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裔美籍著名政治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等人编撰的这部《政治哲学史》，系统全面地介绍了自古希腊至现代主要政治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和著作，广泛深入地探讨了人的本性或本质，国家的起源和基础，社会经济制度的原理，道德或价值取向的根据，公平或正义的实质，以及人类*好的政治制度和*好的生活方式等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随着施特劳斯作为著名政治哲学家地位的确立，并由于本书问世后产生的影响，本书已被奉为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和权*教本。

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被喻为“金融的管道”，适当的监管能够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源头及主要扩散渠道。整体上讲，我国学术界对金融基础设施监管的研究还比较有限，研究文献和成果总量不大，特别是新金融是否纳入监管以及纳入之后的适用范围等系列问题。本书从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与金融风险防范的关系开始着手，主要以互联网支付、网络借贷、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代表的新金融为实例，梳理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制度的域外实践和在中国适用的情况，进一步分析了新金融的兴起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带来的挑战与监管部门将新金融纳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可能考虑的相关因素，紧接着论述了新金融纳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的路径及制度创新，*后从立法角度进行思考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回应新金融可能给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带来的种种挑战并实现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的提升。

本书旨在通过全面回顾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制度变迁，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中的变迁逻辑、生成规律和实现路径，以唱响我国法学界献礼改革开放40周年主旋律和强音，为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在新时代更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展完善贡献力量。

本书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个学科理论和方法，结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西部12省（自治区、直辖市）为视点，对欠发达地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条件、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制定、战略实施、战略保障等基本而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西部地区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的问题，本书认为其最佳路径是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知识产权优势，走资源型知识产权战略模式。因此必须改变长期以来的普遍认为欠发达地区是以资源消耗换取经济发展的传统观念，而应该树立“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知识驱动型转变”的理念。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强传统知识、遗传资源、生物多样性、地理标志等方面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这是欠发达地区在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确保实效的必然进路。 本书致力于系统探讨欠发达地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路径，为欠发达地区制定和实施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切实解决地方问题的知识产权战略提供理论指导，为国家保障欠发达地区经济安全、生物安全、文化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法律的制定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本书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项目之一。全书共分十章内容：结构性巨变：“新”之解读、复杂现代性：发展与问题、静态逻辑：理论基础与风险分析、界定风险：风险要素识别、动态逻辑：指标设置与遴选、持续张力：风险评估方法和应用、公共超越性：决策风险评估、实践行动力：网络舆情风险治理、战略性回应：风险防范与消弭、前景展望：智慧城镇与平安社区。

为了激活《行政诉讼法》第6条有关“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总则规定，细化第70-77条有关判决理由的具体规定，梳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方法论脉络，本书分为原理、类型和对策三篇，应用类型分析的方法论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行政行为的概念呈现出与时俱进的时间性规律，行政行为要件理论折射出行政诉讼程序的阶段性规律，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折射出从威权主义的形式法治模式逐步向民主主义的实质法治模式迈进的范式转变规律，而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类型化理论指向审查尺度的精确化、审查内容的精细化、庭审过程的实质化，最终服务于行政诉讼制度的人性化改造。

文章从宋代治安状况出发，分析了宋代侦查制度发达的社会背景、动因。对宋代侦查方法和侦查谋略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对宋代侦查中司法检验的制度化、法律化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对现场勘验制度和强制措施制度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最后，对宋代证据制度的种类、收集、审查、证明标准都进行了研究。

本卷设有“民事法论”“商事法论”“罗马法与欧盟法论”“立法资料专论”等专题栏目，共收入文章19篇。其中，既有反映私法领域新近研究热点的文章，也有从历史脉络梳理法律发展的文章，还有从域外角度阐述法律制度以比较研究的文章，特别重视推出对现实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性的成果。在坚持研究传统问题的同时，对于与私法有关的交叉领域也给与关注，重视多样性学术探讨。

之所以将环境法典称为“绿典”，是希望为我们的路标涂上*鲜明的底色，为每个行路人提供更高辨识度。面对可能前行、可能转折、可能返回的环境法典之路，希望既提供国外先行者的路线图，鼓励研究参照系、重走经典线，为可行或不可行之路插上绿色路标；也总结中国的经验，鼓励漫漫长路上下求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为开辟康庄大道设定绿色标识。 ——吕忠梅

《大气污染防治法》沿用了传统法律的规制目标——不法惩罚。这是以个体为视角、以行为为规制对象的规制目标，体现在法律的具体设置上表现为规定个体行为的准则和设定违反准则后的罚则两部分。环境质量目标指的是“依自然的控制指标”，“自然”就是自然的限度，是依照环境质量标准衡量出的生态承载力。以“环境质量目标”模式设置大气法的规制目标，就是按照大气环境的生态承载力，在科学的大气环境质量指标评测下进行法律调控。以环境质量目标为规制目标的大气法关注的是全局或者区域的大气质量目标，而不是个体是否按照规则进行大气污染排放。因此，它能有效地解决不法惩罚的弊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并且它已经存在于许多环境法律设置之中，经实践证明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因此，以环境质量目标作为大气法的规制目标不仅是更科学的，也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