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司欺诈转让法律规制方面，成熟的市场已经拥有丰富的经验，并建立起了一套协调统一的体系，我国的相关立法还呈现零散的状态，市场主体复杂的交易行为与监管制度之间的逆向博弈一直存在，规制失灵和规制失败时有发生。因此，对我国规制公司欺诈转让行为的配套制度的体系化建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研究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首先，以公司资产维持原则为逻辑起点讨论公司欺诈转让行为。公司资产维持原则作为公司欺诈转让行为的价值导引，在其规则形成、控制方法和救济安排上都起到了引导的作用。而公司欺诈转让法的建立，又对以公司资产维持为原则的其他具体规则起到了补充的作用，形成了一个逻辑循环。其次，以公司欺诈转让行为的类型化分析为中心，探讨对欺诈转让行为的法律控制。既往的研究中，并未对欺诈转让行为进行类型化的分析。本书从转让价格和经营阶段两个维度对公司欺诈转让行为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有针对性地提出类型化的解决方案，补充和丰富了欺诈转让的法律控制体系。再次，构建以欺诈转让法为核心的一元集中型规制体系。对于公司欺诈转让的规制，是各国共同的策略。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以欺诈转让专门法和破产法为核心的二元集中型规制体系。大陆法系各国则多采用多元分散型规制体系，通过交易行为法和交易组织法中多元的、分散的规则来控制公司的欺诈转让行为。本书力求构建以欺诈转让法为核心的一元集中型规制体系，这样既能够避免现有多元分散型规制体系中规则零散、缺乏协同性的弊端，也能简化二元集中型规制体系中协调欺诈转让法与破产法的繁杂性。*后，构建体系化的法律规制制度。在“法的体系”理论指导下，以原则性控制、救济权控制和互动性控制的法学方法论立意，谋求欺诈转让行为法律控制体系的闭合性与开放性。

本书从基本法理出发，从制度功能入手，阐述著作权法作为特别私法，应符合私人自治这一基本原则，以保证著作权人得以不断根据市场情势变更实现规则创新，落点于解决现实问题。全书分为著作权立法中私人自治理念贯彻、著作权许可中的私人自治问题应对、社交网络时代的著作权私人自治理论延伸三编，重点对中国著作权立法中的制度移植与再造、著作权法定与自由的悖论调和、著作权法中投资者视为作者的制度安排以及著作权许可、著作权集体管理中的争议性问题、互联网产业驱动下的著作权许可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对私人自治在中国著作权立法中的真正贯彻提出建设性意见。

司法审判是与人打交道的事务，有案件就有当事人的故事，法院为当事人以及其他利益关涉人提供了一个中立的纠纷解决平台，从而将社会矛盾纳入法治的框架。在对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司法历史的描述中，作者对于种族、文化、西方文明和土著文明的冲突等内容予以观照，如针对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与中国的关系，作者通过当时的著名案例加以阐释，使叙事本身更具可读性。无论被认为是殖民时代的遗迹，还是当代国际司法的先驱，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存在和发展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研究》通过对于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历史的阐述，揭示了法治发展所可能需要经历的历程、付出的代价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但作者在《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研究》中并未对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历史和现状作出任何价值判断上的结论，从而给予读者更多开放性思考的空间。

《四川大学法律评论》是由四川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关于目前国内法学学术前沿研究成果的全国性学术论著集萃，广涉国内著名法学学者和教学*线的法学教师论文，内容既能反映法学学科的全新学术进展，又能紧贴法律实践，使本书在推动法学学术繁荣，为法学学者相互交流经验提供平台的同时，还彰显了法律的人文情怀和现实意义。

本书在“刑法客观主义与方法论展开”部分，分别讨论刑法方法论与司法逻辑、客观归责的方法论意义、刑法价值判断、中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困境与前景等问题；在“刑法客观主义与证据运用”部分，研究明知与刑事推定、刑法与控方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的实务运用、渎职犯罪的指控难点、非法证据排除：刑法与刑诉法的交错等专题；在“刑法客观主义与刑罚适用”部分，则对量刑程序改革的实体法支撑、量刑上的禁止不利评价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协助抓捕同案犯型立功、法官量刑与账目计算等问题进行思考。 本书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意在结合刑法客观主义及其方法论与现代诉讼理念，*大限度地防止刑法适用出错，以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

本书共分为五个专题：理论园地、实务研究、学科交叉探索、学术新苗、比较法视野。作者以辽宁大学法学院教师为主，兼有司法实务工作者、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成果。论文选题以问题为导向，包括实务问题和法学理论问题。内容包含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或者重大项目阶段成果，经济法和法制史内容的学科特色明显。

本书从法学视角展开论述，同时结合宪法学、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展开探讨当前我国灾害应对的实践，建议建立自然灾害防治长效机制，对于国家机关的实践者也能提供新的理念与思路。

大数据时代，在技术、商业、权力的通力合作之下，商业巨头和权力机关利用大数据技术获得了强大的社会监控能力，对个人隐私和信息自决权造成极大的威胁。与此同时，随着数字经济的全球化推动了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也引发了数据资源安全可控和国家数据主权的关切。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系统性风险，但是传统个人信息的权利保护机制却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亟待超越“知情同意”模式，实现个人信息安全规制范式的转型。在理解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内在逻辑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三种规制路径：一是权利重塑路径，超越“知情同意”的赋权方式，进一步拓展个人信息自决权的内涵，引入财产权理论与基本权利价值；二是风险规制路径，引入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风险评估机制，加强风险管理与企业问责；三是技术规制路径，以技术设计为核心，提供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护；同时，以产业发展推动数据主权为基础，提出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的隐私和国家安全的规制路径。

破产是市场经济在优胜劣汰规律下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在我国《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的13余年间，破产制度已经助力众多企业顺利退出市场。但由于企业的责任最终要落实到经营者身上，消费型主体债务危机也在信贷繁荣发展的近年不断显现，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逐渐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诸多学者的重视。 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中提出“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同年6月22日，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也指出，应当建立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自然人等各类市场主体的便利、高效、有序的退出制度。在此背景下，本书对个人破产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深入分析，结合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理论成果，结合我国个人债务清理制度试点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个人破产制度立法的相关构想，以期对理论研究和制度构建作一些探索和尝试。

有人类社会就有社会纠纷，而有社会纠纷就必然要有纠纷解决机制。在传统中国社会纠纷解决总系统中，宗族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一直是作为解决纠纷*重要的方式之一被广泛地运用于民间社会纠纷的解决。无论是官方抑或普通民众，都表现出对宗族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倚重。 本书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参考了明清时期大量的族谱、司法档案、宗族契约文书等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宗族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成要素、运行机制、作用机理、独特传统及其与国家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等，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与研究，探寻古人在纠纷解决中的智慧及策略，发掘与当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相通的脉络，以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提供一种本土资源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