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器官组织进行肉眼检查及取材，是法医病理学司法鉴定检验中的重要一环。本书从器官检查和取材的一般概念及通识开篇，强调这一检验过程的重要性及原则，并从理论基础出发，结合实际操作，辅以直观明晰的实例图例，分章节地介绍面对不同系统、器官时的检验要点及方法，力争做到科学性、客观性、规范性和实用性并举。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尽管已颁布65年且已失去法律效力，但“五四宪法”精神永存。“五四宪法”的制定过程、所规定的国家性质、国家结构、公民基本权利义务，所构建的国家政治制度框架等，都为以后的中国宪法所继承。“五四宪法”不仅奠定了新中国的法律基石，对新中国的政治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承载了深厚的历史蕴意，浸透着开国领袖宏伟的治国理想和信念。 本书沿着历史脉络，以史为据、史论结合，考察了“五四宪法”由提出、准备、审议、通过、实施的过程，再现了“五四宪法”诞生的全景象。同时，本书对重点史实进行探幽发微。如，1952年10月，中共尚认为“要按《共同纲领》的规定办事”，为何2个月后就抛弃此想法，开始着手制宪？斯大林提议中共制定宪法，是“不大了解中国情形”的委婉建议，还是情感强烈“肯定意见”？原本列为1953年“三项伟大任务”之一的“通过宪法”，为何到1954年才开始启动……

本书从作者在法院工作期间司法改革的亲身实践入手，针对当前基层法院普遍面临的人案配比失衡难题，以实践为切点，以数据为支撑，以效果为导向，有力论证了民事速裁程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于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如何正确理解民事速裁程序以及如何推动民事速裁程序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参考与借鉴。期望本书的一些观点能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点可行性的建议。

虽然图书的大规模数字化活动起源于美国和欧洲，但是在我国也存在许多图书数字化项目。囿于著作权法的制约，在我国，数字化利用图书的行为出现了一些著作权纠纷，图书大规模数字化的活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现。因此，正值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之际，为了使著作权法在数字时代仍然能够发挥促进文化和科技事业发展的作用，在坚持利益平衡、提高效率和保护作品完整性的原则下，有必要对相关制度进行修改：重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引入转换性使用理论和四要素判定标准；革新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设立面向公益性图书馆的数字化利用图书行为的法定许可；引入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从而使我国著作权法在数字时代依然能够实现增强文化交流、促进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

本书打破现有法学研究的局限，以风险规制为视角，动态地观察和理解环境标准的制定与运行。从环境标准的目的和功能定位出发，通过对风险分析框架——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沟通的观察，分析风险规制中的环境标准制定的特征和面临的困境。关注环境标准制定的具体过程，以及在制定环境标准的过程中，政府、企业、专家、公众、法院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博弈与互动。在分析目前我国环境标准制定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之后，试图为我国完善环境标准制定的法律规制提供建设性的框架，设计出环境标准制定的适当模式，通过必要的实体和程序规则，构筑一个可供公众、专家和行政机关参与和对话协商的空间。

与人工智能法律问题一样，企业合规也是21世纪初在全球兴起的重大法学交叉课题。企业合规涉及商事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诸多学科，触及反商业贿赂、出口管制、数据保护、反洗钱、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环境保护、税收监管等诸多领域的法律问题。本书试图从多维视角讨论企业合规问题，解释企业合规的性质和理论根基，分析作为新的公司治理方式的合规体系，揭示企业合规架构的三大激励机制——作为行政监管激励机制的合规体系、作为刑法激励机制的合规计划以及作为解除国际组织经济制裁依据的诚信合规机制。本书不仅讨论企业合规的基本理论问题，还对律师如何展开合规业务提出理论框架。

本书将“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陷入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或者第三者的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作为诈骗界与金融诈骗罪的基本构造，以“心中永远充满正义、目光不断地往返于刑法规范与生活事实之间”、“与其批判刑法不如解释刑法”为解释理念，对诈骗罪的基本问题与金融诈骗罪的疑难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本书既植根于中国的立法与司法现实，又将相关问题置于世界刑法理论之林展开讨论；既对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作出了创新的解释结论，又以已经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各中疑难问题提出了合理的解决方案；既注重以妥当的法哲学理念为指导解释刑法条文，又重视从具体生活事实与解释结论中抽象出刑法解释的一般原理。

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是著作权许可制度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的热点问题。本书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为的法律规制”为研究对象，旨在从“许可行为”的微观层面，全面分析和回答“集体管理组织行为为何需要规制”，以及“如何进行法律规制”的现实问题。本书既紧扣我国数字时代著作权许可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也呼应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实践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为的规制动因，不仅具有法哲学、民法学、法经济学、公共政策学和著作权法上的理论支撑，而且源于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为运作的实践需要。另一方面，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为的规制思路，不仅需要从集体管理行为运作的“制度模式”“组织结构”上着眼，而且需要从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专门实施路径和反垄断实施路径上着力。

《国际投资法：文本、案例及资料》是近年来国际投资法领域较为全面系统的著作，对国际投资法领域的东道国规制权、竞争中立政策、国外相关投资政策与法律及中国的《外国投资法（草案）》中的控制标准进行了研究并加以评析，对中国未来的立法走向作出了建议，对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做研究有一定意义。

警察侦破案件获取证据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例行检查到轻拍搜身、再到搜查住宅、扣押物证，而这个过程对公民权利是有一定影响的。宪法免于非法搜查权要求警察从案件侦破之初就要尊重公民基本权利，否则获得的证据将会被法院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宪法免于非法搜查权具有了实际的法律效力。但侦查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的法律规则不再清晰明确，从电话窃听到GPS追踪，再到手机定位信息和DNA生物信息，警察可以在公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大量证据，而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使得零星的数据具有更强大的证明能力。如何从法律角度防止侦查权的滥用，切实保护公民个人基本权利和个人信息，是当下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和事例来说明技术侦查中个人信息受到的挑战和威胁，剖析传统法律规则在新技术发展面前的不适，希望构建更切实可行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既能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同时也能提高案件的侦破率，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定。